■ 葉輝
英國專欄作家班雅明．拉姆（Benjamin Ramm）早前撰文，當中提及詩歌與獨裁者大有關係，從古至今，獨裁者靈感來源於寫詩，詩作可揭示權力本質，以及片面解讀等危機；他首先提到羅馬皇帝尼祿（公元37至68年）為詩人與暴君典型代表，虛榮、自戀及喜歡自我表現，尼祿的史官塔西陀（Tacitus）與蘇維托尼烏斯（Suetonius）認為，羅馬遭受尼祿的詩歌及政策的雙重折磨；然而，班雅明．拉姆寫道：「如果暴君的藝術被認為有價值，罪行會否減輕？」
或者正如德國史學家烏爾里奇．戈特（Ulrich Gotter）在最新著作《暴君寫詩》（Tyrants Writing Poetry）中所言，尼祿與凱撒（Caesar）及奧古斯都（Augustus）相比，其政權少有流血衝突；然而，他雖缺乏軍事野心，他的報復行為卻很高調；他非常可悲，身穿悲劇戲服，高唱特洛伊陷落的民謠，而皇城卻被大火焚毀；在蘇維托尼烏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筆下，他竟對「火焰之美感到特別愉悅」。
班雅明．拉姆寫道：「尼祿熱衷於欣賞各式表演：他在羅馬主持開幕一場精心策劃的希臘風格尼祿式的慶典，在希臘巡遊期間參加詩歌、歌曲、七弦琴乃至戰車駕駛比賽。」在奧林匹亞，他從一部十匹馬的戰車上跌落，但仍被裁判宣佈為最後的勝利者；尼祿更下令剷除以往獲獎者的雕像，他回到羅馬時獲頒1,808個獎項。
羅馬皇帝尼祿以虛妄的想像構造世界，為諸如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以及顯克維支（Henryk Sienkiewicz）等作家提供靈感；而顯克維支於1905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尼祿更嘗試編排一場自殺，排演告別短語：大意就是「我死去，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亦將隕落」。
就在近2,000年後，一群意大利詩人以一場尼祿式的毀滅慶典，預示法西斯主義的未來；意大利詩人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創立「未來主義思潮」，其口號為「儘管世界滅亡，讓藝術蓬勃發展」；他將戰爭視為「世界唯一的治療方法」，試圖以詩歌語言趨於工業化及軍事化，就「從殘酷地破壞語法開始」。
廣受尊重的戰士詩人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對未來派詩人也有影響，他在1919年建立短暫的「抒情專政」，激勵三年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奪取政權，儘管詩人與民眾組成的「神秘聯盟」充滿熱情，墨索里尼詩歌卻趨向於無病呻吟，他對文學的熱愛具有虛矯成分。
他的傳記作者博斯沃斯（Richard Bosworth）就指出，「當外國政要來訪時，墨索里尼在辦公桌上攤開傑出詩人的作品」，他後期詩歌反映其孤獨處境，他哀嘆雅各賓主義（Jacobinism）的墮落，「斧頭被平民的血染紅」（the axe bloodied in plebeian veins），並渴望革命預言，「垂死的眼睛裡閃過的主意，／是幾個世紀的願景」 （In his dying eyes flashed the Idea／The vision of centuries to come）。
希特拉（Adolf Hitler）宣稱喜好「言辭的魔力」，反對「審美文學的糖漿」，而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Goebbels）讓政治宣傳的藝術形式幾近完美，卻寫具有表現主義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