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永嘉 立法會議員
特區政府在2017／18年度錄得超過1380億元的財政盈餘，這是本港連續14個財政年度錄得盈餘，庫房儲備更加早已突破萬億大關。在此情形之下，大家關注的焦點就落在預算案如何「善用盈餘」，以及「投資未來、關愛共享」等一系列理財方針，即是特首及財政司司長一直掛在口邊的「理財新哲學」。
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局勢，香港作為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尤其容易受外圍經濟環境的影響。那麼，今年的預算案又是否能夠幫助本港進一步加強「背靠祖國，面向國際」的定位和優勢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嘗試跳出香港的框框，從不同的角度審視預算案應該有的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
香港回歸祖國已近21載，特區各方面如何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潮，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已成為擺在特區政府和全港市民面前的重大課題。其中，陳茂波司長在預算案中提到：「大灣區發展對香港而言，重點有三個，包括『雙市場』、創新科技產業 和土地資源。」
「拆牆鬆綁」建設大灣區
在未來一年，香港將開通三個重大的跨境基建，即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和蓮塘/香園圍新陸路口岸，這將有助於粵港澳大灣區形成「一小時生活圈」，相信會吸引越來越多的港人，選擇到大灣區創業、經商、就業、旅行、養老，甚至定居。當然，要真正奠定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格局，可以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主要指的是政策的「東風」，包括創新思維和相關配套措施。
過去商界一直面對俗稱「錢不過界」的問題，即是說很多政府資助項目只限於本港業務，一旦跨出本港就無法享用。相比之下，社會福利署於今年4月1日起，將本來適用於長者返回廣東省養老的「廣東計劃」，再推廣至福建，說明特區政府在福利領域逐步打開「錢不過界」的缺口，實現跨境運作。不僅如此，本港的醫療券計劃早在3年前，率先在港大深圳醫院試點，便利深圳居住的港人長者直接在當地就醫，這是醫療券首次「踏出香港」。
隨着內地逐漸在生活層面向港人提供「國民待遇」，特區政府作為大灣區融合的主要促成者和推動者，亦應該對在內地生活港人的福利待遇「拆牆鬆綁」，讓更多福利措施可以跨境進行，例如跨境廉租屋、跨境交通特惠津貼，以及考慮直接在大灣區內開辦醫院、學校、養老中心等項目，最終推動大灣區成為港人優質的「一小時生活圈」，宜居宜業。
另外，今年的預算案對於推動「再工業化」，只提到硬件配套和技術支援，業界呼籲已久的利用財稅手段，包括修訂《稅務條例》第39E條及16EC條，幫助境外廠商的措施卻通通欠奉。雖然這有利於「引進來」，但不利於「走出去」，同時也與陳茂波司長所說的「作為區內最國際化、專業力量最強的城市，香港可以和內地企業併船出海，開拓市場」這個指導思想背道而馳。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創新及科技的應用已突破了地區的界限；如果在對企業徵收本港所得稅的同時，又對其於香港境外使用的機器設備、知識產權之相關費用的稅務抵扣，施以不當的限制，既可能導致稅務收入與成本之間的分歧，有悖「稅務對稱」(Tax Symmetry)的基本原則，亦有違政府鼓勵企業提升技術裝備和加強創新的初衷，更不利於香港發展知識產權貿易。因此，新成立的稅務政策組應修訂《稅務條例》第39E條、第16EC條，允許港商在境外使用的機器設備和知識產權的相關資本開支獲得香港的利得稅減稅。
眾所周知，最近美國主動挑起的與中國貿易衝突，已經蔓延到科技領域，內地的通訊科技龍頭之一的中興公司首當其衝，美國所謂的「七年禁售令」幾乎可以令中興「休克」。有理由相信，美國種種舉動擺明針對「中國製造2025」以及正在興起的5G通訊科技。中興事件不僅為國家，亦為我們敲響了警鐘：第一，遵守市場規則和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否則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第二，要有自主創新能力和掌握核心技術，這是企業的生命線，沒有了這條生命線，最終一定會出現生存危機。
正因為形勢往往比人強，尤其是外圍因素並非我們所能夠完全掌控的，政府必須未雨綢繆，及早做好危機管理。我從來都沒有懷疑特區政府推動創新科技以及「再工業化」的決心，例如政府預留500億元支持創科發展，可謂今年預算案的最大手筆。但不能忽視一個重要元素，那就是我們要強化香港作為技術開發及生產貿易的基地。
以「理財新哲學」促創科發展
很多人不知道，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曾經是全球芯片研發重鎮，還跟當今唯一高端芯片設備商ASML甚有淵源；最具代表性是Motorola的香港實驗室，在1994年研發出DragonBall芯片，隨即風行一時，供應全球逾7成Palm電子手賬。回歸後，時任特首董建華於98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要大力發展高科技，計劃耗資100億港元發展「矽港」，包括引進6間生產芯片的晶圓廠，曾令本港工業界充滿遐想，可惜最終未能成事、功虧一簣。本港的芯片產業自此停滯不前，研發和生產基地更早已分別搬到台灣和內地。
鑒於美國日益升溫的貿易保護主義，大打單邊制裁牌，香港在充分享用「一國兩制」帶來政策紅利的同時，也應該在創科方面思考如何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從而為國家的「中國製造2025」作出我們的貢獻。例如，對於芯片這類高科技產品，如果可以重新吸引在香港進行研發，將有利於突破美國單邊出口管制，方便引進最新科技；而且，「再工業化」另一個精髓在於科研成果的商品化，從而培育完整的產業體系和建立配套供應鏈，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成行成市」。當高科技產品被定義為「香港製造」、「香港品牌」，無疑有助於出口貿易，並在日後可能出現的貿易戰中佔據最佳位置。
總而言之，今年的預算案在履踐「理財新哲學」已經開了個好頭，也預示了對未來香港財政政策帶來的轉變，但始終還有進步的空間。無論是在與內地省市的融合協作，還是在國際經濟聯繫方面，預算案仍然需要進一步提出更加具體、更加有針對性的措施，以應對未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