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社會變革運動令港英頗為警惕，圖為省港大罷工浮雕。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了99年，但這場運動當年對香港社會是否形成影響、形成了多大的影響，則在學界一直是個頗具討論性的話題。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陳學然日前在城大舉行的講座中，介紹了當年的五四和香港之間的歷史聯結，也深入剖析彼時環境之下香港的文化和社會風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此次講座主題是「家國之間：五四在香港的發展」，講座由教育局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與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合辦，田家炳基金會贊助。講座吸引眾多城市大學師生及本港中學歷史課程老師參與。
歷史定義與本港迴響
陳學然對五四的概念，提出了幾個不同面向的定義和思考。文化上，提倡民主、科學；批判傳統文化、迎進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文學上，主張文學革命，廢文言文、推行白話文、倡寫新詩；普及文學、發展平民教育。在社會層面上，則具有學生的犧牲精神，社會的別裁精神和民眾的自決精神。這種自決在當時基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思想，演化為學生的罷課、工人的罷工、商人的罷市，具有鮮明的愛國主義特質。但陳學然也指出，五四的影響在政治層面終究來得大一些。
北京五四運動發生之後，陳學然指香港當時的報刊輿論進行了回應。1919年5月8日的香港《華字日報》（創於1872年，1946年7月1日停刊）社評文章〈青島問題之悲觀（四）〉，發揚五四運動大力宣揚「內除國賊」的主張，並把亡國危機歸咎於始作俑者北洋政府。《華字日報》在1919年5月8日「粵聞」一欄，發表〈關於北京警廳逮捕學生之通電〉，聲援火燒趙家樓的北京大學生，亟言學生行為之合理合法性。宣揚賣國賊當誅：「曹章賣國，人盡可誅，該學生等激於熱誠，為國討賊致被逮捕，凡有人心均應愛護，請即一致主張不得加以懲辦至為盼禱。」該報當天也報道廣東省高校學生在5月7日舉行的國恥紀念遊行情況。這些報道為香港點燃「五四燭光」起到一定的宣傳、鼓動作用。
陳學然在講座中表示，到了當年5月底，香港市民中已有人受中國內地排日風潮感染，不理會政府警告，在街上貼出罷用日貨的單張，藉以鼓動市民的反日情緒。個別商人私底下也不購入日貨以示抵制。而當時的英文報紙，也對這一股愛國風潮有回應，陳學然羅列史料指出，1919年5月21日英報《士蔑西報》（Hong Kong Telegraph）刊登新聞「排斥日本行動（Discrimination Against Japanese - unorganised Boycott in Hong Kong）指出，自內地排日風潮爆發十多日後，記者於5月17日得悉有華商暗地停購日貨。在當時，一位知名華商（估計可能是華商總會成員、甚至是會長劉鑄伯）受訪時表示，華商明白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不能對英國的同盟者進行任何杯葛行動；但華商不購入日貨，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止。
保守輿情與港英應對
在當時，香港大學生要求以學校名義致信巴黎和會抗議。香港中、初等學校，如陶英學校有九名8至17歲學生遊街。也有人隱晦倡用國貨。
不過，陳學然在講座中指出，根據其研究華商總會或華人領袖是反對抵制日貨，如劉鑄伯在育才書院教訓學生不得過問政事。所以，香港社會各界呈現的狀態是：個別商販響應抵制日貨，零星市民罷用日貨，但整體日貨銷售未受影響。此外，港英當局的反應是陳學然在講座中的論述重點，可以概括為：嚴陣以待、全力打擊，拘控中小學生、杜絕五四在港擴散。整體而言，在內地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在陳學然看來，於香港卻出現了「運而難動」的狀態。這和香港社會當時極為保守的文化氛圍、輿情有很大關聯。
陳學然以魯迅為例，表示魯迅曾極力譏刺香港的落伍與保守，又大力抨擊港督金文泰（1875年-1947年）在香港推行的尊孔之舉，把尊孔崇聖嘲為別有意圖的「大英德政」。香港被魯迅稱為「這樣的香港──粗淺平庸到這地步」，呈現出一副閉塞、守舊的人文圖景。魯迅在港有着強烈異地感和異國情調，與盛行於內地且引起極大迴響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未有波及香港息息相關。
此外，也有內地輿論點出香港這樣一座表面是殖民城市、但實則處在保守文化風氣下的狀況：「港府專採奴隸教育主義，復古主義。任用三二英國留學生及一二前清遺老，獎勵華人讀中國舊書，如四書五經等。禁止新思潮出版物。用金錢賄買私塾教師，名為津貼，實則不啻將中國人民的愛國心收買去了。」私塾之受津貼者有三百多間，其中教會學校佔二百餘間，英文學校百餘間。中學只有皇仁書院一間，大學亦只有一間。通計香港全島及九龍租界共有學校八百餘間，學校雖多，但辦學的人多是前清遺老，腐敗塾師，絕少有新思想的，即有亦被政府壓抑無由發展。英文教師通通都是教徒。
包括後來的省港大罷工在內，港英當局對於中國內地的社會變化可能對香港產生的影響，一直保持高度警惕。
最終，街頭層面的五四於香港有限度地引起一些迴響；單文化層面的五四則遲遲未能引起反響。陳學然認為原因有三：港英當局防範左翼革命思潮和勢力、防範新文化；遺老、紳商的擁舊拒新；中、初等教育界與平民的信奉威權與謀生考慮。這一切，使得五四運動在當時的香港未有形成系統化、規模化的社會風潮。
在地性民族性再思考
今天的香港，陳學然直言，人們對五四運動本身的掌握和關注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不少傳媒輿論在審視和五四有關的新聞報道時，也只是關注一些青少年制服團體在五四紀念升旗儀式中使用中式還是英式的步操。他更覺得，思考99年前的五四運動，需要更加多元的視角，從民族性和在地性兩個層面去思考五四運動--特別是文化思想層面的民主、科學價值對香港、國家帶來的穿越時代的影響。由國而地、由地而國，是解讀歷史、認識歷史、學習歷史的地理背景，也更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