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101大樓。台灣最近上映的紀錄片《不曾消失的台灣省》講述了一個「非本省」女生在台灣社會變革中呈現出的身份碰撞和討論。此片迅疾在台灣社會引起討論，也讓一直以來台灣人彼此心照不宣的省籍議題再次浮上枱面。以此片為媒介再看這兩年的台灣社會，一度隱匿的省籍壓迫之幽靈似乎又重新飄回了台灣。 文、攝：劉宇豪
即便是作者事後強調自身的「台灣主體性」，但《不曾消失的台灣省》引起爭議這一現象本身便說明：部分持有強烈「本土」立場的本省人士認為支持國民黨的外省族群乃是過去的壓迫者；既然是壓迫者，有何資格發聲叫屈呢？
歷史背景獨特 一度弱化
1949年國民黨撤退台灣時，來自中國大陸各省的大量民眾遷徙至台灣，最終形成了台灣的外省人群體。毫無疑問，在國民黨奉行軍事「戒嚴」的年代中，省籍問題是嚴重的。當時的國民黨基於對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進行「再中國化」的需要，強力推行「國語」、壓制本省族群特別是閩南族群的在地文化發展。在社會經濟層面上，軍人、教師、公務員這類生活較為有保障的職業群體中，外省背景人士的比例也非常之高。台灣的工商企業界人士也匯聚了外省精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台灣文化界，外省背景的人士所佔比例也非常之高。在中國大陸、海內外華僑華人社區中享有盛名的諸多台灣文化界翹楚大多也屬於外省背景或在外省家庭長大。日復一日，「外省」這個代表文化、血緣、族群意義上的概念在台灣開始和「精英」、「既得利益」等社會階層用語掛上鈎。在政治上，外省背景的人士被視為國民黨的忠貞支持者，認同大中國或大中華主義，這種認識成為台灣現實政治鬥爭的一環。
從歷史的角度看，台灣的省籍矛盾是國共戰爭背景下的一種產物，也是國民黨早期在台灣試圖確立大中國法統的過程中衍生的結果。但從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到1996年台灣進行第一次「大選」至今，台灣的社會體制已經從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變成了民主化下的政黨競爭型政治。
由於本省人在台灣人口比例中佔據了多數，因此外界也多用「本土化」來形容台灣的政治轉型。換言之，省籍矛盾的制度形態已經完全消失。而且伴隨不同省籍族群之間的聯姻、通婚與交往，在台灣社會的日常生活中，省籍意識和界限在新生代特別是年輕人中其實已經愈來愈淡薄。如果有涉及到省籍，也通常和文化、歷史、生活的呈現有關，例如本省的歌仔戲、外省的小吃等。在早期的選舉中，民進黨為了獲取本省特別是閩南族群的選票，不時以省籍作為政治動員口號，對外省族群語多攻擊。這種現象伴隨社會的嚴肅討論和譴責反省之後漸漸減少，蔡英文本人甚至在2016年「競選」時，公開向外省背景的選民喊話，為民進黨過去的此類行為道歉。因此，不少人都曾認為台灣經歷了多年的社會衝撞與討論之後，省籍矛盾已經漸漸弱化、消失。但這種觀點顯然與後來的事實不相符合。
仇恨言論沉渣泛起值得深思
與陳水扁時代民進黨在「立法院」處於少數、地方執政縣市數量也是少數的「朝小野大」狀態不同，蔡英文時代的民進黨是完全執政，掌控了立法機構、也執掌了過半的地方縣市。在這種政治現實下，省籍矛盾與仇恨意識反而日趨激烈，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台灣官方的公共政策似乎也暗藏省籍意識於其中。
從台灣現實社會到網路中的PTT鄉民論壇，「中國難民」成為了這兩年用來指稱外省人的一個代表性詞彙。當年建設過台灣、開通橫貫公路、用青春和生命奉獻外島的榮民老伯伯（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軍人）可以被當街謾罵「滾回中國」；在台灣盡力持家的大陸配偶被當街質疑「非法居留」。如果這只是洪素珠個人的行為則並不值得憂慮，但這實際上已經成為可以在台灣社會大行其道的做法。
如此氛圍之下，「愛台灣」成為了一個緊箍咒。普通的台灣人在中國大陸工作、就學、創業就是「不愛台灣」。但大家也屢屢發現支持「台獨」的人士或家族在中國大陸營商賺錢。這種「我可以，但你不可以」的心態便是封建社會地主壓迫佃農的當代版。
肆意嘲弄外省作家成就
就文化領域而言，由於蜚聲海內外的外省背景作家、藝術家數量眾多，這群人首先成為了被打倒和羞辱的對象。余光中是公認的漢語文學巨匠，但是其病逝至今都未獲得台灣官方的「褒揚令」。而刪減台灣中學課本中的文言文數量，在本質上成為了部分不知名的台灣本土作家「分贓」的模式：他們可以透過執政者讓自己的作品被選入教材。同時，也恰恰是這些所謂的台灣「本土」文人，他們寫不出優秀的作品、沒有普世的人文關懷、也打不出響亮的名氣，但卻肆意在今天的台灣嘲弄外省作家的成就，背離文化人的人格價值。
不久前，台灣將「戒嚴」時代的景美看守所正式變為人權博物館，以彰顯社會進步、民主化和轉型正義的價值。但賴清德在致辭時全程使用閩南語。不僅是這一場合，在其他諸多和國民黨當年的政治壓迫有關的官方紀念活動中，使用閩南語幾乎成為一條不成文的規則。這種做法背後所暗藏的觀念是：外省人是獨裁者、壓迫者；本省人是受害者。正是這種「受害者意識」主導了台灣近年來諸多的公共文化與社會政策。
然而實情卻是，從1949年到1987年的「戒嚴」時期中，政治受難者的外省籍人士比例超過四成。而在整體人口比例中，外省人只佔台灣人口總數的一成五左右。換言之，若比較社會人口比例和政治受難者比例，外省人士才是「戒嚴」時代的最大受難族群。例如，外省背景的作家李敖便曾經被關押在景美看守所。因此，官員在任何相關紀念活動中刻意使用閩南語要麼是對歷史的無知、要麼就是刻意製造省籍矛盾。
新威權下的台版「德雷福斯」
當前省籍壓迫的典型事例當屬台灣大學校長人事案。阻止校長當選人管中閔就任的台灣官員中，沒有人公開承認自己心中有省籍意識。但關注此事的人，不論立場為何，都明白省籍問題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壁壘和障礙。
管中閔既是馬英九時期的高官，同時在族群背景上屬於外省人。他曾用「爺們」這樣頗具大陸華北色彩的語彙形容自己的氣度，也獲得了「管爺」的尊稱。管爺不論是家庭出身抑或行事作風，都頗具華北大漢的風範，此類人必然成為現今台灣執政者的眼中釘。想像之中與意料之外的是，阻止管爺上任的手法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從論文抄襲到赴大陸地區兼職再到獨立董事爭議，給外界的印象無非是千方百計要入罪於管中閔，而且還使得台灣的大學自治受損。這種做法連擔任過陳水扁副手的呂秀蓮都無法認同，發佈聲明希望維護大學自治的法治精神。但值得觀察的是，阻止管中閔上任其實是一種非常明確的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在這種模式中，政客用一種表面上毫無問題、但只有他自己和支持者能夠聽懂的語言進行政治動員。所以，台灣大學校長人事案的議題發酵之後，不少親綠的台灣學者和組織紛紛表示支持台灣教育部門阻止管中閔上任，理由也非常直接：要剷除大學校園中的保守派和舊勢力。
因為省籍和意識形態原因，管中閔顯然成為了台灣版的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管中閔是這種新威權的受害者。與舊威權不同，新威權在形式上仍保有民主選舉的體系，但卻在社會自由度上出現倒退，這種倒退來自於一種用血緣、身份或族群來聯結正當性的意識形態話語。與此種意識形態不相符合的一切人和事都會被排斥在公共資源之外。在台灣，新威權下的選舉政治成為了部分持強烈「本土」立場的本省世家大族、文化精英獲取權力與資源的手段；成為了排斥和剝奪外省族群權益的工具；大陸書籍在台灣出版發行要經過審查；主政者以「台灣價值」作為標準要求「朝野」和社會各界人士進行「忠貞」表態；司法體系面對行政權的擴張主動淪陷。任何政治清算的華麗辭藻背後，最深刻的理由仍是省籍問題。管爺從身份到思想都不符合台灣主政者口中的「台灣價值」，自然無法就任台灣大學校長。而放眼世界，從東歐的波蘭、匈牙利到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新威權的表現方式幾乎如出一轍：以貌似公正、進步的價值觀去塑造立足於血緣和身份的新型排他性社會體系。
偏執「本土」令文化建構必敗
國民黨「戒嚴」時代壓制閩南文化、客家文化的做法固然錯誤，去發掘和實踐在地文化的審美以及培養人與土地的情感認同也沒有錯，但是這種文化上的糾偏不可以呈現出報復式的矯枉過正。在上世紀90年代，台灣的古裝劇《包青天》、《新白娘子傳奇》等紅遍了台海兩岸和海外華人社會，體現了當時台灣的文化軟實力。即便是現代劇，能夠真正打動大陸觀眾的也是《婆媳過招七十回》這種展現台灣省籍共融的家庭喜劇。頗受年輕族群喜愛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我可能不會愛你》也因立足在共通性的城市生活而獲得共鳴。具體而言，台灣近年來流行鄉土劇，但獲得台灣以外華人社會認同的作品其實很少。個中緣由，值得深思。
更加值得討論的是，目前全力推動實現台灣文化「本土化」的本省精英階層，他們中不少人擁有歐美學歷和海外背景，這些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又是否看歌仔戲、聽閩南語歌曲？換言之，若精英階層只是將自己在私人生活中並不重視的文化載體灌輸給大眾，或僅僅是以此作為獲得政治利益的工具，既不道德，也會最終被歷史所譴責。這種文化建構限縮台灣人的國際視野、不負責任，且必定會失敗。
錯誤公共政策的受害者是不分省籍的，從戒嚴時代的司法不公到今天台灣的一些爭議性都市更新（如台北紹興、華光社區），外省背景人士受到的傷害並不少。以省籍區分自我與他者是一種非常陳舊和錯誤的價值觀，也是執政者卸責自身無能的廉價手段。如果無法有效抑制此種思潮而任其蔓延，台灣勢必陷入到無休止的內耗和對立中。《不曾消失的台灣省》便帶來了這樣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