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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街二十年 再思藝術村政策 藝術工作者盼多中介少規條

2018-07-04
■當年的油街藝術村早已不復存在,現在由「油街實現」延續藝術使命。新華社■當年的油街藝術村早已不復存在,現在由「油街實現」延續藝術使命。新華社

藝術「空間」在香港(上)

九七金融風暴造就油街藝術村的誕生。屈指一數,距離油街藝術村的出現正好二十年,放眼看,鄰近地區的藝術村遍地開花,但香港卻依然未如理想。「我覺得香港更加需要一些自然生成、少一點規條的空間,當政府管理藝術村時,未必有這樣的概念。」「好單位」召集人及董事、文化倡議者黃英琦(Ada)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如是說。由此,Ada由藝術村引申出「中介人」的概念,作為文化界的一分子,她期望有更多的中介及支援以扶植本地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1998年,香港出現了一條享負盛名的藝術村--油街藝術村。得益於九七金融風暴後經濟低靡的境況,政府產業署將北角油街的舊政府物料供應處以廉價招租,藝術工作者如獲至寶,紛紛進駐。惜翌年收地,被逼遷出。時隔十多年,當年的油街藝術村早已不復存在,在2013年,附近的建築群經活化後,以視藝空間「油街實現」的姿態再現公眾眼前。

Ada擁有很多身份,她既是律師,又從事教育工作,也是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的核心成員,工作涉足不同領域。雖然Ada並非「落手落腳」從事藝術創作,但因工作關係,認識和接觸不少藝術工作者,回想起1998年舊政府物料供應處公開招租的時刻,Ada仍印象深刻。

油街藝術村的繁榮

「那時未有whatsApp,好多人打電話搵我,話我]租得起。」Ada憶述。她仍記得當年上址是「兩個半」一呎。當年正值九七金融風暴,經濟低靡,政府以最低兩元一呎的價錢,以短期租約的形式招租。兩元呎價可以租用數以千呎的空間,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

往後不同類型的藝術團體紛紛進駐,各自透過政府產業署的渠道,成了油街租戶。當年如「蛙王」郭孟浩、錄映太奇(Videotage)、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等,便在該處落地生根。從事不同形式創作的藝術工作者開始在該地群聚起來,自成一角,形成「油街藝術村」。當年此處成了一片滋養文化藝術的土地,租戶舉辦藝術展覽、工作坊,百花齊放。

不過,「其實當時政府好驚。」Ada說,「佢會覺得如果有咁多藝術界的人在此,呢條村咁有活力,政府驚請唔走。」皆因當政府沒有藝術村政策時,便只會視進駐者為租客。好景也不長,在1999年,政府徵收該址,租戶被逼遷。其後藝術團體與政府多番交涉,終於被安排以直接租賃的形式、為期三年的租期,租用位於土瓜灣的前馬頭角牲口檢疫站,在牛棚「落腳」。

由油街到牛棚

牛棚早年由政府產業署管理,直至2011年由發展局接手,由最初不對外開放,到現在允許自由參觀,一路走來,牛棚發展成藝術村,成了土瓜灣的地標之一。藝術工作者Peggy現於牛棚設立工作室,雖然並非第一代的牛棚租戶,但在牛棚亦駐紮了一段日子。

雖然Peggy非屬「油街年代」,憶述當年油街的藝術團體可以與政府直接對話,她自言很羨慕。「在香港,類似當年油街藝術村般自由的空間其實很少見,當年藝術家聚集在一起,很有力量,向政府爭取另置空間。我們都很羨慕可以在如此狀態下和政府直接對話,爭取可發展空間。」在Peggy看來,當年油街藝術村的事件,可說是藝術家和藝團爭取民間藝術創作空間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

「以前油街都是閒置空間,管理無咁嚴謹,好自由地發展,那時差不多每晚都有活動發生,狀態好自由。」Peggy雖然不是油街租戶,但亦知悉當年的情況。而放眼現時香港類似的藝術群聚,例如牛棚、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PMQ等,皆由政府部門或特定機構營運及管理,在官僚架構內,相比起當年的油街藝術村,便多了「綁手綁腳」的規條。

管理思維的缺失

「我覺得問題在於溝通上。有所謂管理層,訂立租金與規章,這並非正向的管理模式。」Ada說,所謂的公平性,也是偽公平。她強調,藝術村應該包含共享價值在內,「一個藝術村的價值就是一加一大過二,希望該處的朋友可以有更多的互動,也與觀眾有更多交流。一個村的氛圍就是藝術品隨處可見,缺了這個東西是會失色的。」她說。

以牛棚為例,若租戶要在公共空間擺放藝術品,需要向管理部門書面申請,但Ada認為若在藝術村設立過多規條,變相扼殺創意。「創意這項東西需要空間嘗試,但通常空間有好多『不准』和『不必要』。」而造成這種狀況,是因為政府部門未必有管理藝術村的概念。「藝術村應該是主辦方自己都要有『村』的概念,多年來牛棚仍是政府管理的物業,政府未必有管理藝術村的思維。」Ada說。

那誰可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我想是一些中介者,例如藝術中介。我覺得香港需要一些不同類型的中介,甚至乎多於一個中介。」Ada表示,藝術村就好像一個生態系統裡面的支援系統,對於支援藝團或藝術工作者有重要的意義。因此,以合適的機構管理,為藝團或藝術工作者對症下藥,提供足夠且適當的支援,則顯得十分重要,而現時則偏偏欠缺此類角色。由此,這裡便引申出另一個更深遠的問題,就是「中介」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性。以劇團為例,Ada表示,由排練場地、市場推廣、以至法律問題,過程中都可能要尋求不同界別的人士協助,然而,她表示現時文化界別卻偏偏欠缺此類「中間人」的支援。

文創產業缺支援

Ada表示,現時政府大力推動創科產業,因此,像是科學園、數碼港,便擔當了支援初創企業的重要角色。但她認為無論是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還是設計,此類的藝術團體也應視為是初創企業,亦意味蚖搨n同類性質的支援。而她坦言政府沒用同一個思維去思考兩者的角色。「我有與民政事務局提過,對方都認同,但不知為何無人去推動。」她說。

Ada認為類似中介不會嫌多,皆因放眼全世界,成功的科技創業,都需要有類似的中介。中介可以帶來網絡、資金,可以帶來無形的資產,亦即social capital(社會資本),或是一種經驗、視野與洞悉力。「如果一個年輕人做創作,在營運上或會有迷惘,這類中介支援便顯得格外重要。」Ada說。

整體發展策略很重要

訪問當天,Ada正出席由香港設計中心主辦、創意香港為主要贊助方的設計「智」識周2018,與世界各地的講者為公共創新設計出謀獻策。「創意香港」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旗下的專責辦公室,主責領導本港創意經濟發展。早年,Ada曾倡議把商務及經濟發局與民政事務局合併,組成文化局,統籌相關文化政策,減少政出多門。「當時梁振英先生有列入政網,後來林鄭(特首)亦有,但話時機未到。可能政治、房屋、教育這類問題大過文化或者藝術村的問題,我都理解的。」Ada說。

Ada強調:「現在香港缺的不是錢,而是一個整體文化發展的策略。」放眼現時香港的情況,若單從硬件來說,由西九文化區,以至東九龍文化中心,不能否認政府確實落力支持本地文化發展,但在一個生態系統中,硬件無疑只是最後一環。而作為一個創作人,要工作、要排練,面對各種困難,可惜當中的政策都是空白的。Ada喜愛以百子櫃來比喻現時香港文化發展的狀況。「一個百子櫃裡有很多東西,可惜櫃與櫃之間不相通,出現了很多gag位、盲點。」因此,Ada表示期待未來會出現更加多的中介與支援,支援相關的團體,以令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得更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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