彥 火
九月七日，香港管理學院請我為一班內地出版社和文化機構的部門主管講一堂出版管理課程，題目是「文化書的出版：小眾化的市場堅持（兼談文化雜誌的出版）」。
我後來擬一篇講稿，以我的出版生涯為經緯。我藉此梳理一下我四十多年來的出版工作和經驗，並就教於方家。
過去香港三聯書店是一家內地圖書發行公司，自己沒有建立出版部。一九八零年我被調至三聯書店籌組三聯書店出版部。
當時三、中、商等管理處主任是藍真先生，他是一個真正的愛書人、讀書人、出版家，他向我表示，你是從事文學創作的，香港三聯書店的出版部可以因應你所長，建立以出版文學書為主要特色的出版社。
我的上司是蕭滋先生，他是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是由中國國際圖書公司調來的幹部，具有豐富的圖書發行及出版經驗。那是中國剛剛走上改革開放道路的年代。在此之前，內地的出版業除了出版政治讀物，只有數量很有限的文化書的出版。可以說整個出版業仍然處於較落後的狀態。
相反地，香港雖然圖書市場狹窄，文化出版訊息卻較發達，地處華洋文化交流樞紐，可以發揮國際文化窗口的作用，出版業也相對地活躍。
我們因應當時的客觀環境，主動策劃多套文叢、文庫和大型文化藝術畫冊。
我們利用內地的豐富資源，如強大的作者陣容和編輯力量，主動策劃選題，與內地出版社開展合作關係，製作大型圖書。內地開放伊始，我們首先策劃兩套文集，與廣州花城出版社合作─《沈從文文集》和《郁達夫文集》，各十二卷，另加一卷是資料彙編。
所以有此出版意念，是因香港及海外對沈從文及郁達夫較熟悉的原故。
當年我與蕭滋先生赴廣州，與花城出版社社長蘇晨先生洽談，蘇晨先生是一個對出版事業充滿熱誠的人，快人快事，我們一拍即合。結果這兩套書打響了香港三聯書店的出版品牌，受到讀書人的歡迎和肯定。
三十多年後，我去參觀湘西鳳凰城沈從文故居，香港三聯版的燙金封面的《沈從文文集》（圖）被放置於玻璃櫥窗內，十分醒目。
（「我的出版生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