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冀平
曹禺院長家的茶香還在口邊，房間中那並不明亮的燈光還在眼前，等我再從香港回到北京，曹禺先生已經離開了。他的墓地在北京萬安公墓，十分簡樸，墓碑上只有巴金先生寫的兩個字：曹禺。不需要任何解釋說明「天下誰人不識君」，這樣已經足夠了。
我回京參加一個戲劇界的會，曹禺夫人李玉茹女士也在會場，她特地走到我身邊，握着我的手說：「曹禺在病中還記掛着你，他說，你離開北京人藝，他不知道，沒有幫上什麼忙。」老院長對我，一個初進劇院的學生，一個初學寫戲的年輕人，寫詩、題詞、讚賞，已經給了太多太多，怎麼還說沒幫上忙呢？
我離開了不捨的工作、熟悉的劇院，一走三十年，人走茶未涼，人去樓未空。三十年來《天下第一樓》年年上演，可是我每次看都會發現換了些人，少了些人，參與此劇的演員、主創、工作人員，一個一個離開，而我基本上都不能送他們最後一程。
于是之先生在醫院裡住了很多年，直到我為劇院六十周年誕辰寫作《甲子園》才敢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眼望着空洞的天花板。我拉起他的手，在他耳邊告訴他，我又在為劇院寫劇本了，他的臉突然紅起來，大聲咳起來，他一定是聽到了，他想跟我說點什麼。生病之前，他最喜歡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劇本組，每當走進我們這些無官無職的編劇中，他才露出一臉笑容，忘記那些讓他不愉快的一切。于是之走了，按照他的意願，最後的離開，是靈車圍繞劇院一圈。那一天，天氣很冷，一大早，來送別他的同事們、朋友們及院裡員工，早早站在劇院大門口，望着緩緩駛離的車，送他最後一程。我在香港，面對着他送我的小畫，沒有去成。
最後一次上舞台的朱琳老師，是飾演我的《甲子園》。演出之後半年，我到她家裡去聽她講述導演焦菊隱，她瘦了很多，精神還可以，但已沒了站在舞台上的光彩。她歡喜地吃着我帶去的日本餅乾和我聊天，說着說着，還是說起了那最後一次上台。演員一生的光芒都是在舞台上。不久後，朱琳老師也離開了，按照她的囑咐，不做任何告別儀式，我又是在香港沒去成。我口中唸着她自己加上去的那句台詞：「老伴呀，你慢點走，我穿上你給我買的小牛皮鞋，我來跟你做伴兒......」她是安詳的，甚至是欣喜的，她去找老伴刁光覃先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