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波 正思香港顧問公司總裁
同樣是TVB，同樣是褚簡寧主持的「清心直說」，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先生一年前與一年後取態迥異，簡直是自打嘴巴。去年1月8日，當主持人詢問他對香港政改方案的看法，他如是回答：「基於對香港的尊重，就政府立法，我不會有明確的表態。坦白說，這會是外交干預（foreign interference）。」換做直白的說法就是，「我不能評論香港立法，否則就是外交干預」。今年2月26日在同一個節目中，他竟然毫不避忌地實施「外交干預」，公開評論香港修訂《逃犯條例》，還威脅說「或影響美國與香港的雙邊協議」。
不過短短一年，唐偉康先生為何突然強硬？為何在這個時間點，跳出來公開干預香港立法事務？港美關係是否面對新的變化與調整？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還要從美港關係歷史脈絡的變化與調整中找尋。
英抱怨美國擴大在港編制
這段時間，美領館一直在高調慶祝在港建館175周年，唐偉康也專門別上「美國愛香港」的襟針。畫外音無非是想刷一刷美國在港的存在感，凸顯其從港英政府時代開始就在香港投射影響力。其實，美國真正重視香港、精心佈局香港，至少要溯源到冷戰開啟前後，東亞局勢劇變之際。
美國人當年關閉了所有在中國內地的大使館和領事館，把相關業務遷至香港，令香港變為收集情報、從事反共宣傳和秘密行動的重要樞紐。於是，美領館開始聚集與美國駐港僑民不成比例的領事、新聞官、軍事人員和秘密行動專家。當年英方官方文件顯示，1951年9月美領館內的美國人員達到96人，包括5名領事和至少24名副領事。英國政府殖民地部曾抱怨說，「在一個美國僑民只有稍多於1,000人的地方，顯然不需要96名官員來照顧」，他們更意有所指地說，「這些（美國）官員如果真的物有所值，他們一定是在做其它工作，即與中國有關的工作」。英美作為盟國，在香港事務包括情報收集方面當然有不少合作，但是英方有自己的戰略考量，也有安全方面的顧慮，因此他們不僅抱怨美國擴大在港編制，還不時施以小動作，對美國在港的秘密行動和公開反共宣傳加以約束，例如在冷戰之初，港英政府曾突然出手，在香港廣播電台停播《美國之音》的節目，也曾充公過美國新聞處的傳單。
美1992年正式大規模介入香港事務
由於英方掌握主導權，始終抱有一定的戒心，美方在香港的行動受到各種掣肘，也不得不尊重英方的決定，而這一切的徹底改變要等到1992年。這一年，全球正邁入後冷戰時代，美國成為世界唯一強權，日裔美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正式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而英方正部署從香港的「光榮撤退」，這一年的7月9日，時任英國保守黨黨魁彭定康出任最後一任港督，並在同年10月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提出政改方案，展開香港後過渡期的中英政治交鋒。在這個大背景下，美國國會當年5月正式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以國內法的名義，開啟美國正式大規模介入香港事務的肇端。
冷戰年代，美國國安會曾出台的相關政策文件（包括1957年的NSC5717文件和1960年的NSC6007／1文件）涉及美國的對港政策，但是皆着眼於香港的地緣政治地位，並不重視香港自身的地位與價值。《香港政策法》則更弦改轍，強調「香港在當今的區域和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與美國的強大經濟、文化和其他關係密切相關，令美國高度關注香港的持續發展與繁榮穩定」。
意圖把香港打造成華人民主政治櫥窗
基於這一戰略判斷，《香港政策法》明確指出，美國繼續視香港為獨立經貿區，例如規定香港享有進口配額和原產地證書（參見SEC.103.1）；《香港政策法》也明確表示，支持民主化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也適用於美國對港政策（參見SEC.2.5）。概括來說，在新的戰略定位下，《香港政策法》致力推動香港完成「雙化」，即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從而推動美國對香港的兩大「輸出」--推動貨物、資金的自由流動，以輸出美國貨物和服務；推動所謂的「價值觀的自由流動」，以輸出美式民主。具體來說，美國的戰略目標很清楚，就是要把香港打造為兩個「櫥窗」：自由經濟體的櫥窗和華人地區民主政治的櫥窗。
美國《香港政策法》實際上確立了後冷戰時期美國的對港戰略。由這部法案，我們能夠清晰地探尋美國影響香港政經事務乃至文化交流的脈絡。它也實質上實現了英美勢力在香港的權力交接。1993年之後，美國通過實施《香港政策法》，在英方的配合下，着手對香港展開一系列的政經佈局。
美國是如何佈子在香港下了一盤大棋呢？我們下篇續談。（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