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君堯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長期以來，尊法、懂法、守法，是絕大多數香港人的行為準則。然而，一段時間以來，「本土」和「港獨」勢力一再試探香港法治的底線。一些以「民主」為借口的違法行為被判無罪或輕判，沒有起到懲戒的作用，給青年人不良的影響，令毒瘤不斷擴散，甚至令社會上出現輕視法律、不願守法局面。
最近發生的兩個案件便是其中典型，無論是梁天琦等4人暴動案重審，還是吳文遠掟三文治案，都存在一定的爭議，引起社會嘩然。筆者認為，這兩次判決影響深遠，如果未能彰顯公義，令嫌疑人脫罪，反有縱容暴力之嫌，對此，律政司應在詳細研究法庭判詞後提出上訴，以撥亂反正，維護香港的法治公義。
梁天琦脫罪引起一片嘩然
發生在2016年大年初二的旺角暴動案，4名被告梁天琦、李諾文、林傲軒和容偉業被控暴動、非法集結、襲警等7項控罪，近日，陪審團經歷長達44小時商議，除未能就一項非法集結罪達成裁決，但其餘控罪均有裁決，被告容偉業，被控6罪，有3項控罪被裁定罪名成立，但當中梁天琦、李諾文和林傲軒被裁定在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不成立，引來極大反對聲音。
梁天琦在旺角暴動中被控4項控罪，去年5月陪審團已經一致裁定他在亞皆老街的暴動罪成，加上他承認襲警，兩罪刑期同期執行，判監6年，至今服刑逾9個月。既然梁天琦在亞皆老街已被判有罪，而且有充足證據表明他當晚均在參與暴動，沒理由從一條街後走到另一條街，就變成無罪之身，是次判決令人匪夷所思。
吳文遠案涉嚴重不公
這樣的判決結果勢必在社會產生不良影響，很可能會令年輕人誤以為以後有人對社會不滿，就可訴諸武力。筆者認為，雖然有關判決已獲陪審團7比2高比例通過，但律政司應當重新審視案件，可從其他方面作仔細研究，考慮應否上訴！
另外一件引起爭議的案件是吳文遠案。社民連主席吳文遠 2016 年向時任特首梁振英掟三文治，最後掟中梁身旁的總督察劉泳鈞，吳文遠原審被裁定普通襲擊劉泳鈞罪成，判監 3 星期。但高等法院上訴庭近日裁定吳文遠上訴得直，無罪釋放。
雖然是次判決帶來不少質疑，但法庭也點明吳文遠的行為實際觸犯「普通襲擊」罪行。吳文遠向梁振英投擲三文治，梁振英彎身避開，身後的署理總督察劉泳鈞用手擋格，三文治擊中他的手背。可見，吳文遠的犯罪意圖是襲擊梁振英，這個意圖轉移至署理總督察身上，符合普通法上的「惡意轉移」 (transferred malice)原則，完全可以定罪。不過，法官在判詞中指出，控方必須證明吳針對梁的襲擊行為，最後轉移由劉去承受。惟法官翻看新聞片段，認為劉表現從容，只是雙手稍為有點動作，看不到劉有半點憂慮會被襲擊，只是本能反應「伸手擋格」，這當然不構成普通襲擊，故認為定罪不穩妥。
但事實上，以神情來判斷他們是否憂慮受到襲擊，更以此推翻受襲者的證供，這是一個相當錯誤的推論。試想，如果有被害人正常行走，有襲擊者從背後上前襲擊，在受到攻擊的那一刻，被害人沒有心理的準備，也沒有表露出任何憂慮的神情，我們就可以判斷這個行為不構成襲擊嗎？如果只是因為法律「技術」原因，令施襲者有法隙可遁，令眾目睽睽下的暴力手段可以逃過刑責，不能不讓人痛心。
所幸的是，律政司在詳細研究判案書和主控官的報告後，決定以案件裁決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以及有實質及嚴重的不公平情況為由，申請上訴許可。希望最終公義能夠得到彰顯。
法律不容許任何暴力
之所以聯繫這兩件案子，是因為其重要性不僅在於本身，更在於背後對社會的影響。如果違法者接二連三地脫罪，在法庭上被放生，會給香港社會帶來非常惡劣的影響，會讓市民誤以為法庭在縱容以爭取民主自由之名而使用暴力的行為，誤以為施襲行為正確合法，這等同變相助長違法的氣焰，是對香港法治的衝擊，將會後患無窮。
因此，對於一些涉嫌不公的案件，律政司一定要上訴，必須以行動提醒那些為脫罪而自喜者及廣大年輕人，不要心存僥倖而去犯事，在香港違法者必定會被繩之以法，不會有例外，正如梁天琦仍在為另一宗暴動罪服刑。
當然，除了年輕人應該警醒以外，社會上應該留意那些在背後慫恿、煽惑年輕人上街暴動的罪魁禍首，這些人同樣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例如，不斷以「違法達義」荼毒年輕人的戴耀廷，以及眼下正引起社會各界極大憤慨的李怡。尤其是李怡，近日他以「報應」為題，用不堪入目的文字侮辱已經逝世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其後又被爆出他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翌日，於《蘋果日報》撰寫一篇蒙昧良知的文章，形容大地震中的罹難者受到「天譴」等等。這樣的行為已經到了喪盡天良、泯滅人性的地步！
更可怕的是，在2016年後，李怡多次撰文鼓動「港獨」分子，稱「香港人想要什麼，就去力爭，前怕狼後怕虎難道虎狼就會客客氣氣地不來嗎？」；「一個中國是現世最大謊言，『一國兩制』則是次大謊言。」等等，宣揚「港獨」危險思想，毒害了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
李怡還對「港獨」分子高度讚許，無數次在專欄露骨表態支持，例如，李怡稱「他們可以說是香港第一批政治犯。如果他們是我的孩子，我會既感驕傲也感沉重」。他還對誤入歧途的青年表示「同情」，認為「或許（梁）天琦會收到很多信，但對一個因道德高尚而被囚的義士來說，鼓勵的話總不會嫌多」、「梁天琦不顧個人利益的抗爭、妥協、抗爭，顯示這一代年輕人沒有任何包袱。對香港政治與思潮，是一次震盪」等等，將梁天琦包裝成青年的「榜樣」，令人極為憤慨。
筆者認為，不僅對於不公的判決要堅決上訴，以彰顯法治，政府也應思考如何引導那些邊緣青年回歸正途，對於一些企圖荼毒年輕人的背後黑手，要堅決予以遏制，撥亂反正，絕不能姑息縱容，否則只會使「毒瘤」不斷擴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