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澄
這個春天，乍暖還寒，人心亦復如是。
清明節前的一周，一些人走上了街頭。他們聲稱要阻止特區政府兩個條例的修改，只是因為一種渲染出的不可言喻又自相矛盾的恐懼。他們卻不記得一周後的清明節，對於一位叫潘曉穎的姑娘的至親而言，是何等傷心。
於大眾和路人，若不是案件過於戲劇化，若沒有傳媒的報道，沒有人會知道曉穎姑娘的遇害以及她家人在唯一一次媒體見面會上肝腸寸斷的樣子。這個社會每天都有悲劇，就像每天都有樹葉落下，人們走在路上，或有些微的察覺，但也僅限於此。忙着生，忙着死，陌生人身上的悲劇就好像平行世界一般。
自從政府提出修例以來，那些人先是說要罔顧香港的法律讓中央開綠燈，後又說曉穎姑娘的家人應該捨棄個人訴求維護香港的法治而拒絕修例。明明是個人的悲劇，卻要背負那麼大卻難以自圓其說的所謂政治責任，那麼施加壓力的人們，心中真就沒有一絲愧疚嗎？
一條逝去的生命，一條經歷了痛苦和絕望才完結的生命，一條承擔了至親至愛無盡無窮不捨的生命，竟抵不過確認違法事實的商業利益的遮羞，竟抵不過幾句揣測出來的莫須有的恐慌。明明是法律真實存在的漏洞，卻在一場遊行中變成好像是誰故意發明了這樣的漏洞，繼而羅織一張大網，那麼請問：那些從香港北上去內地、從台灣西進去大陸謀求發展的人們，都不如上個周末上街的人清醒和理智嗎？
或許總要論一下理性，總要彰顯一下與眾不同的認知，總要發表一些極端的揣測，不若然則民主就幾無立錐之地？
只是失去至親的傷痛，就好像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是那麼小小一點，沉沒且沉默的是無法為外人道亦永遠無可消解的深刻無比的痛楚。懲戒兇徒本來只是司法系統的事情，可惜今時今日似乎變成一場政治脫口秀和社會運動的舞台，迫令我們所有人都站到了裁判官的位置。
那麼如果對惡寬容，我們與惡人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