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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而有征】浮世繪

2020-08-03

劉 征

浙江美術館最近正在展出俞啟慧老先生的版畫作品,作為一個經歷過時代變遷的老藝術家,俞啟慧最輝煌的作品是他在解放初期完成的魯迅主題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系列采風。在這些作品中,剛勁有力會從魯迅面部的線條一路延伸到工廠裏的工人,或是在田地幹活的農民,讓一種生氣因為創作者的信仰而充滿着堅定不移的味道。所以,當我們在觀看這些作品時,並非感嘆於俞啟慧的雕版技術,而是被一種堅定所打動。所以,俞老先生很有感觸地在展覽的序言當中說,版畫一直都有着頑強的生命力。

不過,要談及版畫藝術真正的生命力,似乎沒有哪一種版畫比日本的浮世繪更具資格。這種發端於街頭的招貼廣告,在經歷了近400年之後,居然還能成為一種風尚,出現在日式餐廳、電影,以及街頭,甚至於,它還跟隨梵高和莫奈這樣的畫家,進入到巴黎上流社會的會客廳,並繼而被普魯斯特刻畫到奧黛特身着的那件日式花卉的綢緞睡袍上。每個周三的會客日,奧黛特都會身着同款家居服,接待來自各種政要的崇拜。

而來到日本,從那些日本藝人和導遊口中,你又會聽到一些年代久遠的典故。比如哪幅美女畫最有名、《弁天小僧》受到歌川國貞哪幅圖繪的影響、葛飾北齋除了最有名的《神奈川衝浪》之外,還有哪些有名的名所繪。甚至於,再往下聽,還會談到專門描繪日本神怪傳奇的怪談繪、展示遊女花魁的「遊郭畫」,亦或是武者繪或芝居繪。凡此種種類型,給我們展示了整個江戶地區的風土人情。然後有一天,當你去看《勸進帳》這個歌舞伎的時候,你就可以立刻道出弁慶身着的那件黑色戲服與佛家之間的關係,並且,這身戲服為何與浮世繪當中服飾有些差別。

可以說,浮世繪幾乎成了我們了解日本民族文化的一條線索。當我們在談論一種藝術類別是否能夠始終保持活力的時候,有時也許不僅僅要去判斷這種類別當中有哪幅作品具有驚世駭俗的藝術價值和天分,還在於這種藝術是否能夠覆蓋和表現一個時代。況且,浮世繪這種藝術類別並不是響應了哪種精英意識,它是大眾在商業逐漸發達的情況下自發產生於民的,對應着正是江戶時代大眾的日常生活。

類似於《紅樓夢》這樣的名著,加上袁枚、李漁、沈復這一干人等,都屬此類。他們的目標是生活,為此,他們不耐其煩地介紹飲食、服飾、日常瑣事的細節,並在其中自得其樂。或許在個人生活不受重視的時代,這種文化會被流放到大眾視野範圍之外。但是,一旦社會富足,個人生活重新崛起,那麼,這些文化就會被重新召喚出來。立時三刻,我們就對它們如此親近,就好像它們從未離開過一樣。

所以,浮世繪所代表的生活,正呼應着當前的一種個人日常生活的文化。不管是1900年代的巴黎時尚圈,還是當前它在東亞的興盛,都代表着日常生活本身的欣欣向榮,浮世繪也因此成了一個典故。它那套獨立的體系,因其典型的特徵會被不斷引證。並且,在引證的時候,它不會以興盛和衰弱的高低起伏存在着,而是被引用它的人描繪成一種連續的潮流,以對它的意義加以強化。這樣說起來,浮世繪的勝利就不再是一個藝術範疇的勝利,而是一個生活文化體系的勝利,這個體系因其對應於一個時代,並強調了這個時代最大的特徵--日常生活──而變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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