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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聯動共治機制 提高社會治理效能

2020-08-06
■杭州城市大腦產業發展協同創新基地外景,杭州城市大腦運營指揮中心坐落於此。 資料圖片■杭州城市大腦產業發展協同創新基地外景,杭州城市大腦運營指揮中心坐落於此。 資料圖片

近日,全國政協社法委「提升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重點問題」專題調研組先後召開4場座談會,在北京聽取情況介紹和意見建議,對上海、浙江、深圳等地開展視頻調研,全國政協副主席汪永清出席並講話。參加調研的委員表示深刻感受到中國社會治理的成就、優勢和潛力。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綜合報道

汪永清指出,近年來,上海、浙江、重慶、江西等地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關於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決策部署,積極實踐、敢於創新,取得了新的成效,創造了許多經驗。黨委、政府高度重視、主要領導親自抓抓得實,基層幹部結合實際探索創新亮點多有實效,廣大群眾發動組織得好參與積極性高,基層社會治理的基礎扎實,現代科學技術廣泛應用,制度機制逐步完善,社會治理效能和水平不斷提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日益形成,社會治理成效和優勢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得到充分彰顯。

把風險治理作為社會治理最重要任務來抓

汪永清強調,風險治理是衡量社會治理水平的重要標誌。「十四五」期間要提升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關鍵是要把風險治理作為社會治理最重要任務來抓,深入貫徹好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一系列重要論述和黨中央決策部署,總結好堅持好成功經驗,結合新情況不斷探索創新,加強防範在先、發現在早、處置在小體制機制建設。要樹立強烈的風險意識,壓實源頭治理責任,做到源頭治理的精細化。要充分運用我國體制優勢和現代科學技術,在重點領域進一步健全風險監測和預警機制。要下大力氣補齊基層治理短板,調動廣大群眾和社會力量參與的積極性,建立健全聯動共治風險的體制機制,讓社會治理優勢更好轉化為風險治理效能。

暢通渠道紓緩民意做好基層工作

會上,大家不約而同提到「楓橋經驗」。20世紀60年代初,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幹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現在,這一經驗正在浙江生根開花。

今年的3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了浙江省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這是一個老百姓遇到問題能「找個說法」的地方,浙江省安吉縣政協主席趙德清說,當地把縣鄉村三級矛調中心建設作為基層社會治理的牛鼻子工程來抓,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鎮,難事不出縣、矛盾不上交」。

浙江省委政法委副書記朱恆毅介紹說,浙江省以縣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建設為牽引,探索推進社會治理領域「最多跑一地」改革。中心能提供接訪、訴訟、調解、勞動仲裁、行政覆議和公共法律等服務,並發揮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覆議等非訴的解決方式優勢,努力把矛盾糾紛化解在成訴、成訪之前。

深圳市委政法委一級巡視員胡建農介紹說,當地通過暢通訴求渠道、紓緩民意來做好基層的服務工作。比如政府在出台重大公共決策和進行立法前,盡量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近年來我們引入了微信聽證模式,在舉行的12個立法項目中,微信聽證會共收集到有效的意見4700多條。」胡建農說,深圳還下大力氣補齊民生短板,並通過百姓可以點單的「民生大盆菜」等形式,4年來支持5萬多項民生微實事項目,投入資金54億元。

全國政協委員王海京認為,完善基層治理不可能靠一個部門單打獨鬥,需要各個部門和多方力量的共同參與,其中特別重要的是社會組織的力量。社會組織幫助政府開展社會服務,在反映老百姓訴求、化解社會矛盾中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當前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體制、機制和平台。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毛壽龍認為,在開放和流動性更強的「大社會」中,傳統的相對封閉的「小社會」治理模式已不合時宜,要進一步探索創新多元化社會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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