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像。 網上圖片--讀王軍長篇小說《詩人的迷宮》
羅大佺 胡建坤
一個作家、詩人和他的作品能否得到人們的認可，既由作者本身水平的高低決定，同時又受到作者所處的時代觀念、讀者、批評家以及意識形態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因此，從古至今，不少作家、詩人的經典化過程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如古代的杜甫、陶淵明、李商隱等，到現代的張愛玲、沈從文等，莫不如此。李商隱其人和作品曾一度受到人們的冷落和貶低，直到清代，他的價值才被文壇重新評估，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才得以提升。我們今天能夠得以正確認識、評價李商隱，離不開一個個研究者的發現和闡釋。讀罷作家王軍的長篇小說《詩人的迷宮》（載《中國作家》2020年上半年長篇小說專號），我們可以看到，作者以扎實的文史功底，重新為讀者梳理了李商隱一生的創作歷程，展示了一個全新的李商隱。《詩人的迷宮》以尊重史實為基礎，作品中所主張的具有觀點性的提法，都由李商隱的詩歌文本和相關的史料作為支撐，通過扎實而深入的知識考古學理路，從以下三個方面引領我們得以窺視和探索李商隱那座幽微的詩歌花園，讓我們認識深入其中的道路，進而讓我們無限趨近那個真實的李商隱。
在《詩人的迷宮》中，作者對李商隱文學創作的淵源進行了仔細而深入的爬梳。通過梳理，我們得知李商隱從少年時代開始跟隨堂叔學習古文寫作技巧，16歲便已嶄露頭角；李商隱青年時期進入令狐楚幕府，並向其學習今體駢文寫作；當他22歲時進入崔戎幕府之後，也得到了崔戎的指點，而經過兩位老師的點撥和傳授，李商隱的駢文寫作水平逐漸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另外，作者認為駢文寫作對他的今體詩寫作產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
王軍也認為李商隱繼承了屈原、李白、李賀的浪漫主義精神，融合了齊梁詩作的絢麗色彩，同時還吸收了杜甫嚴謹、深沉和雄渾的風格。基於李商隱的文學成就，後世給予了李商隱和杜牧「小李杜」的稱號，將李商隱和溫庭筠並稱為「溫李」，但在作者看來，李商隱在思想深度上要勝過溫庭筠，李商隱的詩歌代表了晚唐詩壇的高峰，對後世產生了綿長而深遠的影響。在《詩人的迷宮》中，還重點論述了佛、道思想對李商隱的影響。李商隱早年「學仙玉陽」，另外他還研習過很多佛教經典，因此他的很多詩都與佛、道有關，「佛學、道學已經成為李商隱修身養性的精神寄託」。
李商隱一生的理想是通過出仕來做出一番成就並在功成名就之後隱退，但他終其一生還是在宦海浮沉中結束，在人生最後的階段他也未能將他的願望與理想實現。他非但沒有能夠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反而在歷次政治事件和漩渦中受到了人們的百般誤解指責，譬如《舊唐書》中評價李商隱時認為「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而俱無特操，恃才詭激，為當途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作者認為，晚唐的牛李黨爭持續了40餘年，這一政治事件對李商隱的生活、創作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首先，李商隱向令狐楚學習今體駢文寫作就與他的出仕需要直接相關。其次，李商隱一生中的得意與失意時刻也往往與政治緊密相連，他的多數作品也緣此而作，譬如《無題》、《九日》、《曲江》等，而對於這些重要的作品，文本中都作了翻譯，而且還對詩文所涉及的典故一一做了註解。
李商隱的恩師令狐楚屬牛僧孺陣營，後來他又進入屬於李黨的王茂元的幕府，並娶了王茂元的女兒。他與牛李黨的關係，也成了歷代學者不斷研究、爭論的焦點性話題。作者通過對李商隱詩歌文本和史料的分析，指出李商隱「對兩黨人也沒有什麼偏見」，「他從來不問陣營，只問是非」，「如果非得說李商隱參與了黨爭，那麼他自己的選擇一定是：李黨。」文本中還引了李商隱的《席上作》一詩，來支撐其觀點，同時援引張采田箋注「此表明一生不負李黨之意。」這充分說明了作者對詩歌文本和史料使用得當。
作者認為，李商隱朦朧迷離的詩境、極具現代色彩的象徵性詩風讓歷朝歷代的讀者，在理解其詩歌時產生了極大的難度。元好問就曾發出「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的感慨。《詩人的迷宮》對李商隱的生平仕歷、以及與其詩文創作有關的人事都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和論述，從而對一些歷來歧見頗多的作品也給出了自己獨到、精闢的見解。作者對李商隱的作詩法進行了總結後，認為「六加二」是李商隱做詩一種解構或程式。另外他也認為李商隱的詩用典極多，譬如《淚》這首詩中前六個詩行都是一個詩行一個典故。雖然前人甚至將這種作詩法稱為「獺祭魚」，但作者指出，由於詩作最後兩行會有「一轉」，因此，前六句的用典不是堆砌，而是襯托，可以加強抒情的力量。另外，王軍還使用了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以及文學理論家伯格森等理論家的理論來闡釋李商隱的詩文，也使得李氏的詩文重新發出不一樣的光芒。
對於李商隱「錦瑟」詩的研究，歷來都是一個焦點。作者通過「錦瑟無端」、「蝴蝶曉夢」，「當時惘然」等一些關鍵詞的闡發，指出「此詩為悼亡而作，以錦瑟為興感之物」。在闡述自己的觀點時，作者並沒有將詩作作為一個孤立的文本去進行解讀，而是通過考察詩人現實生活的遭遇、以詩論詩的雙重或多重的證據來論證其觀點的，譬如對《錦瑟》一詩的解讀，就引出了《登樂遊原》、《春日》等詩篇作為互證。
通過對李商隱的詩文、政治遭遇和歷史背景等的整體性分析，作者道出「李商隱是政治嗅覺十分敏感的人，他清醒地看到宣宗治理之下，不過夕陽餘暉，遲早也會消失在歷史潮流之中：『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由此闡發的論斷也就不難理解了--他認為李商隱「由於對人類及其命運的洞察和揭示帶有超前性，所以難以為大眾所理解和認同，不可避免地面臨着孤獨和寂寞的處境。」他進一步認為：「詩歌是李商隱對付虛空的武器，是生命的自我拯救。李商隱的詩體現出了時代精神，為個體的人和整個人類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
中國的史傳文學有着既記載歷史又表達歷史觀的優良傳統。作家王軍長期從事史學研究，先後出版了《高語罕傳》等4部作品，發表了50萬字詩詞鑑賞、歷史研究文章。在《詩人的迷宮》中，謀篇布局、材料剪輯、語言敘述等方面做到了「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