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的（唐）彩繪泥塑打馬球俑。四川博物院供圖唐三彩陶馬、青釉牽馬瓷俑、石雕胡人像、鏨刻團窠飛馬紋飾片、吐蕃文大般若經......在四川博物院舉行的「天路長歌-唐蕃古道沿線七省區精品文物聯展」，遴選了來自青海、甘肅、陝西、寧夏、新疆、西藏、四川的189件/套精品文物，一展唐蕃古道對漢藏文化交流的特殊價值及其對沿線地區的重要意義。■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作為陸上絲綢之路南道路網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長3000餘公里的唐蕃古道，亦稱唐蕃驛道，跨越今陝西、甘肅、青海、四川、西藏等省（區）。這條路是公元7至9世紀唐王朝國都長安（今陝西西安）與吐蕃都城邏些（今西藏拉薩）之間的官道，並南向延伸至尼泊爾、印度地區。唐蕃雙方通過政治聯姻、使團往來、經濟貿易及文化風俗的彼此影響，使其成為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貿易往來、維繫民族情感與區域聯繫的紐帶。
見證漢藏友好發展
據統計，自唐初吐蕃首次遣使入唐，至9世紀中葉吐蕃滅亡，在200多年的時間裏，唐蕃雙方使臣往來近200次，行走在古道上的使臣、商人、僧侶、軍隊等，都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漢藏關係的友好發展。
事實上，中原與青藏高原的交往，唐前就有跡可循。青藏高原作為中華民族與文化的發祥地之一，遠古時代便有族群在此活動。新石器時代，隨着遠古人類的遷徙活動，在黃河流域傳播了以彩陶為標誌的史前文明，開拓了本地區早期道路。先秦時期，生活於甘肅、青海一帶的羌人，拓展了與周邊地區的聯繫，形成「湟中道」「羌中道」等多條西北地區古代交通幹線。
而漢王朝在關中至青海東部一線，沿途修建了用於軍事活動的驛站郵亭，其中一部分發展為城鎮，所形成的道路就具有了官道的性質。魏晉時期，原居於遼東一帶的鮮卑慕容部，移牧到青海地區後建立吐谷渾政權，進一步推動了青海與內地的交通發展。隋煬帝西巡，則為後來唐蕃古道東段的開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金銀器技藝精良
公元7世紀初，松贊干布定都邏些，建立吐蕃王朝，並於貞觀八年（公元634年）遣使長安，從此拉開了唐蕃關係的序幕。隨着唐和吐蕃建立起密切關係，唐蕃古道最終形成，並呈現出「金玉綺繡，問遺往來，道路相望，歡好不絕」的興盛景象。
隨着唐蕃古道的開通，唐蕃之間經濟往來密切，物資貿易頻繁。同時，唐蕃古道一直延伸至南亞次大陸，形成了通往印度的天竺道、通往尼泊爾的泥婆羅道，將中國西部與南亞地區連接在一起，承載了東西方商品貿易、文化傳播的重要功能。
此次展出的189件/套精品文物，包括了金銀器、絲織品、佛像、抄經、民間用品等多個門類，其中的金銀器尤為精美且獨具特色。
美國學者謝弗曾在其著作《撒馬爾罕的金桃》中讚歎道：「吐蕃的金器以其美觀、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藝著稱於世，在吐蕃獻給唐朝的土貢和禮品的有關記載中，一次又一次地列舉了吐蕃的大型金製品。吐蕃的金飾工藝是中世紀的一大奇跡」。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博物館館長霍巍教授表示，在中國的史書文獻中，也有很多關於吐蕃金銀器的記載。如唐代顯慶二年（657年）吐蕃贊普派遣使節向唐王朝貢獻了一座金城，城上立有獅子、大象、駱駝、馬等動物，動物之上還有騎手。到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吐蕃再次遣使向唐王朝貢獻方物，這次獻上的貢品當中有金銀器玩數百件之多，「皆形制奇異」，唐朝皇帝為了讓百官群僚都能夠觀賞到這些來自高原的珍奇異寶，特指令將這些金銀珍寶都陳列於都城的提象門外，「以示百僚」。
「唐朝皇帝什麼都見過，但是吐蕃金銀器打動了他，要專門做一個特展。」霍巍表示，此次展覽中，以實物形態保存至今的吐蕃金銀器，向觀眾展示了它們如文獻記載那樣精彩動人的形態。
如湟源古道博物館藏的銀包金鏨刻龍紋飾片、鏨刻飛馬紋銀包金飾片、鏨刻團窠飛馬紋飾片、聯珠紋鏨刻飛馬紋包金飾片和鳥獸紋鎏金馬鞍橋飾，就體現了吐蕃金銀器製作水平的高超。其中，用黃金捶拓、剪切而成的幾個金銀飾片都很輕薄，展示了吐蕃人心目中的龍和天馬的形象。而鳥獸紋鎏金馬鞍橋飾則是吐蕃馬具，整個用黃金飾片來製作的，上面還留有鑲嵌紅寶石的痕跡。
同時，甘肅省博物館藏的花葉紋金帶飾，青海省博物館藏的鏤空花瓣金飾片、金花飾片，湟源古道博物館藏的卷草紋鏤空金飾帶、鑲綠松石金馬飾片、龍紋金扣飾、雙獅紋金飾片、鏨刻寶相花紋包金飾片等，則可能是吐蕃服裝上的裝飾，並通過不同的材質，顯示其不同等級。
蜀地與古道聯繫緊密
唐蕃古道上經濟貿易的繁榮，使漢藏兩族間的文化交流不斷深入。雙方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通過唐蕃古道互相影響及傳播，其內容主要反映在文化思想、科學技術與民族風俗等方面。
絲織品是此次展覽中的另一大重要門類。湟源古道博物館藏的龍紋織錦、黃地中窠梅花鹿紋織錦，青海省博物館藏的黃地聯珠小窠菱花錦、紫地黃綠色花卉紋「吉」字錦覆面等，都顯示了唐蕃兩地的交流。
霍巍認為，由於高原自然、氣候條件所限，無法提供絲的原料，吐蕃人始終沒有學會種植蠶桑、製作絲綢，主要是通過饋贈、貿易或戰爭手段等獲得。「吐蕃的絲織品最重要的特徵是採用了聯珠團窠紋樣，這些紋樣在蜀地有很深的印記，說明當時蜀地是這些外銷產品的重要基地。」
霍巍說，展覽中的黃地聯珠團窠對馬錦、黃底花瓣團窠對含綬鳥紋錦等，都是當時「絲綢之路」沿線流行的圖案，反映出一個時代的審美意趣和流行風尚。而從地緣上講，成都是通往藏區如青海、西藏等地最便捷的地方，不必從更遙遠的地方輾轉貿易。同時，蜀地有悠久的桑蠶養殖歷史，也有悠久的絲綢製作、販運、銷售歷史，因此「高原絲綢之路」中的絲綢源頭絕大部分來自當時的益州（今成都）。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在四川博物院的展覽，在原有巡展內容的基礎上新增了四川吐蕃遺蹟，如四川石渠縣吐蕃石刻群、四川爐霍呷拉宗吐蕃墓等。
其中，四川石渠縣吐蕃石刻群保存狀況良好、題材豐富，有藏傳佛教的五方佛、大日如來像、菩薩像、度母像，也有反映吐蕃宗教情況的古藏文題記。經過專家考證，古藏文題記中明確記載了石像雕刻於吐蕃贊普赤松德贊時期，是研究吐蕃佛教文化的重要資料。這一石刻群的發現，以實物印證了史書中所提到的在傳統唐蕃古道以南的另一條交通線路，對於研究唐蕃古道走向、唐蕃民族關係、佛教傳播路徑、吐蕃佛教史、藏傳佛教美術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而四川爐霍呷拉宗遺址唐代冶煉遺存上部堆積為一處吐蕃早中期的墓葬。這是川西高原首次發現吐蕃時期的墓葬，為川西高原識別有關遺存和探尋唐蕃古道南線的走向提供了線索。
此次展出的吐蕃文大般若經、吐蕃文大乘無量壽經、寶生佛銅像、阿嵯耶觀音銅像、釋迦牟尼立像等佛教抄經、佛教造像，亦展示了佛教在吐蕃的流傳情況。此外，觀眾還可以從展覽上的唐代的陶俑、木俑，了解唐人的服飾樣式；從打球俑、胡人俑、武士俑等，了解唐人的日常生活、經貿交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