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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三畏家族文書》中的羅森的中文抄本。 （關西大學圖書館藏）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林學忠
長久以來，中國是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中國與鄰近的地域政權，通過冊封和朝貢構成上下從屬不對等的封貢關係。在華夷秩序的理念下，中國皇帝冊封周邊地域統治者為王侯，各國王侯則定期向中國朝貢以示臣屬。可以說，這是將原來中原天子與諸侯的君臣關係（即封建制）擴展延伸至中國皇帝與鄰近地區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上。當然，大多數時候中國並不對朝貢國進行實質支配，而是朝貢國上表向中國稱臣，中國冊封朝貢國君主，朝貢國奉中國正朔、向中國朝貢。因此，許多學者認為這種封貢關係屬於儀式性的、名義性的，有別於近代西方的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
由於中國使用中文，中國向周邊地區頒行的公文政令乃至一切典籍皆以漢字表記，加上初時日、韓、越南各國仍未有自己的文字系統，文化亦相對落後，因此無論是政治命令的傳達還是文化的交流，都不能不以中文撰寫，於是形成所謂「漢字文化圈」，意指曾經或還在使用漢字的地區。而且，在封貢架構下，各國政權不得不接受漢字和中國的典籍，並將之列入官僚任用的考核內容內。日本學者西(山+鳥)定生認為「漢字文化圈」的具體表現是：以漢字為傳意媒介，以儒家為思想倫理的基礎，以律令制為法政體制，以大乘佛教為宗教信仰等為共通的價值指標。在「漢字文化圈」內，精通漢字和中國典籍文化便成為東亞世界知識分子向上社會流動的必要條件。由於漢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主要以圖形為基礎的表意文字，因此使到中國的律令制度、思想文學、生活文化等，能夠克服廣闊的幅員，從中原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地，超越時代的限制，在二千年的漫長歷史中，連結中國與周邊世界的文化。各國臣民之間語言雖異，但仍可以用漢字筆談溝通，打破語言的界限。以漢字為媒介的筆談交往也主導著中國與周邊地域的相互交涉，即便是近代歐美國家來到東亞世界，也是依靠通曉漢語的傳教士擔任翻譯， 與中日韓等國進行交涉的。
去年11月中旬，著名的日本關西大學陶德民教授來到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一連三天為城大師生發表了三個富有啟發性的精彩演講，其中第一講「羅森、吉田松陰與衛三畏 ──1854年美日交涉中的漢文媒介」，指出日本在對美開國（《日美親善條約》）交涉檔案中有不少是用「漢語」來寫的。陶教授並以東亞的「拉丁語」來強調漢語在東亞世界內外交涉中所肩負的重要作用。
陶教授指出，美國的東印度艦隊司令官培理（Matthew C. Perry, 1794-1858）將軍在1853年及54年遠征日本以前，因為美國沒有懂日語的翻譯，便在澳門僱用了通曉漢語並略懂日語的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 1812-1884）為首席翻譯，然後再在上海僱用一名荷蘭翻譯。另一方面，「漢文」一直是日本外交文書的主體，例如中世紀的日本外交文書便是由精通「漢文」和中國文化的佛教高僧來起草，近世以來，則由日本的最高學府昌平黌的世襲「林大學頭」（校長）負責撰寫。日美談判過程中，日本幕府政府派過了昌平黌的第十代（林健）及第十一代（林煒）的「林大學頭」作為首席談判代表和翻譯漢文版的美國總統國書。
另一方面，那些來華的傳教士，儘管漢語口語水平很好，甚至能通曉中國經典，但大多無法以漢語撰寫。因此，在條約談判過程中，他們都得另外聘請中文老師代筆，以確保溝通無所阻礙。陶教授進一步說明，衛三畏在1853年及54年兩次赴日期間，都有僱用中文老師為其秘書的。衛三畏在首任秘書病逝後（可能是因為吸食鴉片所致），第二次便僱用了廣東人羅森。在日美交涉過程中，羅森高度參與了日美外交文件的撰寫以及筆談記錄的工作。與此同時，由於羅森善於賦詩和書法，在個多月的留日期間，引起了一陣子扇面題詞熱，慕名請求羅森題詞的官僚庶民非常多，經其題詞的扇面達千柄以上。對於羅森在美日交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陶教授補充說，日本人曾賦詩云：
橫濱相遇豈無因
和議皆安仰賴君
遠方鴃舌今朝會
幸觀同文對語人
羅森以漢文翻譯促成日美外交，以扇面題詞回應日本人對漢中國文化的仰慕，日本人則以漢詩詠讚羅森其人其事。漢字和中文在東亞世界的傳意溝通功能於此可見。
必須補充的是，當時的蘭學（經荷蘭傳入的西方文化技術）已經無法滿足日本的需要，因此，許多年輕武士及有識之士深感蘭學的局限，認為必須前往英美學習最新、最先進的知識和軍事技術，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近代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陰（1830-1859）。由於日本幕府政府採取鎖國政策，因此當時年僅25歲的吉田松陰只能靠偷渡到海外求學。1854年吉田與其弟子金子重輔（1831-1855）乘小艇欲偷偷爬到美國的軍艦上去，並以中文解釋其投靠原因（即〈第一次投夷書〉）。不過，由於《日美親善條約》剛簽訂，很多細節仍未落實。因此，美方為了不妨礙美日外交，並沒有答應吉田的「密航」要求。其後，吉田松陰因密謀偷渡出國而被捕，在獄中以一塊木板寫下出國未遂的哀歎（即所謂「第二次投夷書」），表達了其遊歷各國壯志未酬的內心鬱悶。這封重要的文書，一直以來我們只能看到英譯本，猶幸幾年前陶德民教授在美國耶魯大學的辛斯德林圖書館檔案部所藏的《衛三畏家族文書》中找到了羅森的中文抄本（見圖），讓這件沉睡多年的重要歷史文獻重見天日，也讓我們更真切地體會到「漢字文化圈」的重大意義。
最後要補記的是，吉田松陰偷渡時行囊中帶走的書籍只4本，分別是《孝經》、《唐詩選掌故》、《和蘭文典》和《譯健》。各位讀者，如果你將赴笈海外求學，你會隨身攜帶哪幾本書呢？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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