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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上海《新民晚報》日前發表一篇談上海方言的文章。文章寫道：「新上海人，浦東密集度最高，辦公大樓裡最多。到浦東，尤其是陸家嘴，都說普通話，說上海話是沒有文化的表現，有點像美國土著紅種人。在浦東的飯店酒店，連拉門的服務生都是說普通話『先生先生』的，在浦西，黃河路美食街上一片上海話敲車窗：『阿哥阿哥吃飯伐？』可見新舊上海人密度差異。」沒想到，文章發表後，引發上海不少市民的反對，據說還驚動了北京和上海的高層出面干預。
方言的文化魅力和局限
筆者自小生長於上海，二十多歲出國留學、工作，後又在香港生活近十二年。有關方言的問題，筆者1998年就發表過一篇散文，題為「上海：方言的意境及其失落」。現不妨將該文的片斷摘錄於此：
「我生命的前廿六年是在上海度過的，從德國或香港返回上海，不用幾日，我便慢慢找回了正宗上海話的感覺，並開始以這種感覺進入周圍的上海文化之中。一俟這樣做，我立時感到一種舒暢和順利。這是一種十分奇妙的感覺；第一句開口時的語調、韻律極其重要，必須與其時、其地的文化氛圍相吻合；如果其後你還能把握這種意境，那麼不管什麼溝通十有八九都是會以順利收局的，因為在這種意境的籠罩下，說話雙方進行的已不僅是語言，而且也是文化上的交流，雙方彼此都會有一種極內在的東西在聯繫著他們。
這便是方言的魅力！有了方言，你可以極隨意地流露你的自我，也可以極容易地與同一方言文化區的人們達成溝通。用方言可以達到一種用標準語遠不能達到的意境，原因很簡單：與方言相比，標準語太嚴肅、太正統。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在香港，每當看到許多人們以廣州方言作隨意、輕鬆的交談時，我的心裡總懷著一絲羨慕和欣賞。
然而，前後兩次回上海，我發現，我講標準語（即普通話，或曰國語）的機會幾乎達到說上海方言機會的十分之三，甚至更多。雖然我對此並無不適，因為近十年來，我無論在私人還是在社會場合，只要講中文，基本上都以用普通話溝通為主，但我還是驚奇於上海的變化之大。須知，十年前，說普通話在上海市民中，基本上還是一件被排斥的事，說普通話的外地遊客，在上海商店裡總會遭到各種各樣的捉弄。但進入九十年代中後期，上海人這種封閉的文化心態正在發生慢慢的變化；如今，拷機台小姐的問候語是普通話，航空公司電話訂票處小姐用普通話，各大公司秘書人員用的是普通話，就是商店售貨員，只要你不開口說上海話，一筆生意也盡可以用普通話愉快地完成——好幾次，我都故意以這種方式測試今日上海人的文化心態開放程度，結果沒有一次有被捉弄的感覺；而十年前則正好相反，每一次我都最後不得不搬出我的一口地道的上海話。
願意開口說標準語，是一種文化開放的標誌；而能說一口流利、純正的標準語，則更是富有修養的象徵。
在歐洲生活多年，我幾乎養成以語言發語來判別一個人文化程度的直覺：標準德語中夾著濃重的方言口音，說話者多半未受過良好的教育。當然，這其中，南德巴伐利亞以及奧地利是個例外；巴伐利亞人說標準德語，怎麼也脫不了那一口濃重的方言口音；而奧地利的標準語則幾乎是南德的方言。但奧地利是一個國家，而巴伐利亞卻僅是德國的一個州，因此沒有人指責奧地利語言不純正，但巴伐利亞人的那一口「德語」卻成為歐洲人共同嘲諷的對象。
如果說，方言是一種表達隨意和輕鬆的工具，那麼標準語則象徵著壯重、嚴肅和修養，兩者缺一不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上海方言在社會場合逐漸為標準語所代替，是一個極大的進步。」
魅力和寬容並存
從這篇文章發表至今，我又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但我對方言魅力及其局限的看法卻依然如故。能用方言進行輕鬆的交談，是一種愜意，但這種愜意卻不應走向文化排外和封閉；同樣，現代社會擁有較高教育程度的人們，必定在方言之外掌握較為純正的標準語。
從方言推而廣之到城市，一個擁有方言的城市在文化上是美麗的，但這絕不能成為文化封閉的代名詞，迅速發展的上海和回歸後的香港其實都面臨相同的問題；只有能同時真正接納方言和標準語的城市，才是一個真正開放的城市。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在不同的場合同時容納方言和標準語，是上海走向開放的標誌。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民晚報》的署名文章以點蓋面，沒有進行系統的闡述，引起反響不足為奇；但從上海市民來說，更多地培養一種寬容的文化心態，恐怕也是題中之義。但願通過這場爭論，上海的文化心態能有更進一步的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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