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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與台灣友人談起香港的書店，以及近日《活在書堆下》的出版，都使我一再憶起十分懷念的東岸書店，一家與詩結緣的書店，創辦者及股東，葉柏操、梁志華、陳敬泉等都是詩人，他們都是九六年間組成的「我們詩社」的成員。書店開辦後，請來的店員，包括廖偉棠、袁兆昌、徐焯賢、可洛、智海等，也是詩人和畫家。書店一角設有擺放中外詩集的專架，後來書店因租金等故，兩度搬遷，詩的專架始終維持。
但擺放詩集與否還不是最重要，一家書店最重要的始終是人，東岸的主事者和店員，一個一個都是赤誠的人。從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二，東岸辦了多次大大小小的詩會，有過很多熱鬧愉快的時光；但在營業的平日，有時也難掩寂寞的面容，就因為它始終不肯販賣大眾暢銷書嗎？無論它如何受到詩人、作家、學者和教師的支持，無論它辦了多少次詩會，售出多少詩集、小說和文集，只因為它不肯販賣暢銷書——原來真的這樣簡單地，就難以經營下去。
離別、結束、失敗，都是傷感的，尤其它還是關乎公共文化層面的問題，但在此又何必多談？不如盡量記述些愉快的片段？東岸的詩會、一個一個的朋友，書架上的書，還有那些部分據知是書店主事者從內地書店，以手提方式運回來的書本：一整套的《現代》、《疆村叢書》、《沈從文別集》、《世界詩庫》……在書店碰面的朋友，在書店讀到的詩，話語間的交流和等待，一切都那麼愉快，那麼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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