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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承前」向「啟後」轉變，在過去近12年有進展但不大。而今，「百年一遇」全球金融危機及全球性經濟衰退折射和推動全球金融經濟政治格局重大調整，為香港實現這一轉變提供難得契機，也要求香港盡快實現這一轉變。
2008年12月9日我在本欄發表《思想制約巨變》指出：「經過約11年半的實踐，『一國兩制』已經走到了如斯境地——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已不可逆轉，但是，香港與國家主體的政治關係卻明顯與之脫節。不從這樣的全局角度來觀察和思考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各政治派別關係，不僅不可能構建香港內部有效而穩定的管治和施政，而且將愈益拖累香港與國家主體的經濟聯繫。」「能不能與時俱進地調整關於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傳統思維以及相應的制度、機制，在相當程度上，與能否妥善處理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關係跟香港與國家主體政治關係脫節相關。道理很簡單，對待國家主體政治的態度是與對待九七前香港經驗的態度糾纏在一起的。以『刻舟求劍』的方式企圖重演香港歷史上的輝煌，必定是『水中撈月』。」「香港是到了轉變思想，與時俱進的時候了。」
香港到了轉變思想的時候
短短3個多月香港轉變思想取得顯著進展。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在2009年3月9日《明報》A29「觀點」版發表《港人需要集體進入「悠長假期》和3月10日《信報》發表《珠三角融合的二○四七思維》，提出香港需要集體全面反思現實；不能再以1997年為參照，而是必須展望2047年。換言之，呂教授說的是，香港不能停留於「承前」——繼承九七前，而是必須「啟後」——走向2047年。
為什麼香港必須由「承前」向「啟後」轉變？香港教育學院校長、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教授在2009年3月25日《明報》B11「觀點」版發表《香港不再是香港？》提供了一種解答，並描述了香港居民處於這一轉變期的迷惘和困惑。
張教授指出——「結合回歸以來香港品牌之逐步褪色及香港身份和自我肯定之滑落，交織成一個複雜的港人情結和信心綜合症。」「一個根本的問題是：以前的香港例外主義是屬於上世紀歷史夾縫中的意外驚喜、異種，21世紀的香港是否擁有不斷產生新的例外主義的再生產能量和空間？一如英諺『國王已死、國王萬歲！』所喻，究竟在舊有的香港例外主義已隨97歷史而過去、舊有的成就和文化符號隕落之後，新國度和新精神之香港會否在地平線上冒起，另發光彩？『明天的香港會是怎樣的香港？』港人在自怨自艾之餘，應認真自省：我們的活力在哪？我們還有再造再生（reinvention）的創製能量嗎？舊的文化符號可以失去，但新的文化符號如何登場？匯豐可以成為歷史過去，但新的『匯豐』式icon能否在風暴過後茁壯成長？舊的AO文化失落，新的AO文化可否重生？香港憑什麼可當自許的『全球都會』？」「學者史美青這樣形容台灣人面對中國大陸政經及文化實力不斷上升所形成的複雜、吊詭心理狀態：『由於這吊詭仍未被明確解決，混沌狀態遂成，引發心理失衡——從焦慮到轉移發洩，以至產生只有當下欠缺未來的心態思維』。香港人也處類似吊詭之境。」
金融危機推動政治生態轉變
以我多年分析香港的話語來表述：所謂「承前」向「啟後」的轉變乃是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及相應政治生態，由承認經濟「一國」但政治強調「兩制」向著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的方向和目標轉變。
推動和促使如斯轉變的，不是任何外來的意志或力量，而是香港的遭際。如張炳良教授所說：「回歸以來的首場金融風暴，暴露了香港長期依賴房地產發展的泡沫經濟的脆弱及單一基礎。亞洲金融風暴同時吹皺一池春水，公務員行政主導技窮、AO不敗神話破滅，從此香港管治體制踏上困惑之路」。「一場全球金融海嘯，不單帶來對香港經濟民生的重大衝擊，也動搖了不少港人對全球金融中心定位的信心。……到『匯控』這個發跡於殖民地香港、被稱為『香港人的銀行』（雖則已以英倫為總部）近日急挫滑落，更使幾十年來長情忠於匯豐的大眾小戶，無不傷感落寞不已」。
「承前」向「啟後」轉變，在過去近12年有進展但不大。用張教授的話來說：「回歸12年，香港仍是碰碰撞撞、患得患失、心理失衡；這是一個關乎香港身份定位與其新時代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基礎的雙重掙扎。」
而今，「百年一遇」全球金融危機及全球性經濟衰退折射和推動全球金融經濟政治格局重大調整，為香港實現這一轉變提供難得契機，也要求香港盡快實現這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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