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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中國不高興》一書的出版是個必然的產物，而且也為中國崛起期民族精神世界的成熟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契機。面對崛起期的集體焦慮和思想的泥沙俱下，需要的不再是情緒，更不再是封閉或封殺，而是一種開放的思想討論氛圍；只有開放的氛圍才能令國民增強理性精神，完成思想啟蒙過程，走出蒙昧，步向成熟。
最近，有一本題為《中國不高興》的書正在中國大陸各地熱賣，並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議。該書認為中國內政外交正面臨嚴峻的挑戰，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係正處於重新定義之中，中國國民的「新愛國主義」情緒也正在逐漸成型之中，因此中國目前迫切需要一種大目標、永恆不變的價值，甚至需要一些英雄集團帶來國家和社會走出困境。
發現問題 提出主張
有評論認為，這本書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在新世紀的續集，也有國際輿論已對此予以密切關注。但在中國發展到今天的階段，國際社會如何看這本書及其背後的情緒似乎已非問題的重點。真正的重點在於：崛起中的中國人到底如何看世界？到底如何以一種既自信又理性的方式審視自己、審視別人，並定義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筆者認為，《中國不高興》一書是中國發展到恰當階段的產物。所謂恰當階段，就是指中國經濟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尤其是最近十幾年的飛速發展，經濟、軍事和整體國力迅速上升，與之伴隨的是國民自信的增強，同時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也正出現過去國力下降期或改革開放初年所不可同日而語的新態勢；但與此同時，中國在發展過程，也積聚了許多內在的問題和矛盾。所有這些內外挑戰，都迫使一部分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首先開始思考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方向，並由此提出一些新的主張。
但問題是，中國民間在國家處於上升期的大國情緒和知識分子的焦慮，其背後是否有足夠的理性精神支撐？任何一個大國在崛起期產生的大國心態，就其本義而言都無可非議；但大國情緒如何做到不僅僅是民族主義的代名詞？
上升期的精神焦慮和騷動
行文至此，已經觸及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即國家上升期中國國民的集體精神世界的成熟程度。從以往眾多大國崛起的歷程來看，其必然伴隨幾個階段：首先是物質崛起期，其中包括經濟和軍事力量的上升，其次是知識分子的精神焦慮期。後者往往是針對前者引發的成就與矛盾兼有的狀態而產生，其特徵的各種思潮如泥沙俱下，從而出現思想史上一段極其混亂的時期。但問題是必須有一個精神洗滌乃至洗禮的過程，大浪淘沙，去粗存精，以思想啟蒙推動全民精神世界逐漸走向成熟。
在西方崛起過程中，英法等國比較好地做到了這一點，而德日則成為失敗的例子。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例，當時知識分子普遍存在一種急迫與焦慮交雜的情緒，成為當時日本知識分子面臨的挑戰。遺憾的是，「明治維新」僅完成了物質現代化的過程，而沒有最終完成日本民族的精神現代化；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早年的愛國思想家，到了晚年都淪為徹頭徹尾的民族主義者乃至帝國主義者，日本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也經歷了民族發展歷程上重大的曲折。
民族精神世界成熟的良機
以此來看《中國不高興》及其所代表的情緒，首先必須承認其作者群是一批可謂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其對中國內政外交和知識分子群體現狀的批評也入木三分。問題是，該書在許多論事的邏輯上僅停留在觀察和情緒的表層，抑或在剖析時缺乏理性精神的陪伴，因而其立論或結論往往顯得似是而非。
對此，人們首先需要做的，不是就書中的似是而非或情緒化的觀點再次展開情緒化的爭論，而是必須一如該書封面所印—抽絲剝繭，展開層層的梳理工作。首先需要做的，是肯定該書似是而非中的「是」的部分，亦即其對中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的觀察；其次，必須對書中「非」的部分進行細緻的梳理，其中包括：到底如何評估以中國年輕人為代表的、國家上升期的愛國主義情緒及其盲點？到底如何重新定位中國上升期與西方的關係？如何看待西方世界對人類精神世界的貢獻及其自身依然存在的盲點？中國在上升期如何維持一個大目標？什麼樣的目標才是中國現階段的大目標？維持和實現大目標到底依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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