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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彥
「不說髒話」是我們自小便知道的道德規條，香港社會對於何謂「粗言穢語」自有共識。我們驚訝於社民連議員不是跟官員辯論政策，卻在議會裡爭辯他們口中說出的「粗話」是否符合「粗話的定義」。姑勿論粗話根本是約定俗成的社會共識，難道他們在香港生活多年也須「引經據典」才曉得香港社會對粗話的分類和接受程度？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甯漢豪便以母親身份駁斥梁國雄這種「定義爭拗」，擲地有聲：「甚麼是粗話，不需要語言專家」。她又指教導子女作文或與人溝通時不使用某些粗話時，那就是她心中的粗話尺度，引經據典定義粗話只顯得幼稚無聊，自我中心，難道被他們引經據典，「×街」在香港社會裡就不是粗話了？就算被他們駁倒「×街」不是粗話，在議會中，不管是哪種尺度，無論如何也沒有使用之理。
更奇怪是，社民連議員如果不認為「×街」是粗話，那麼何以特意用此字眼侮辱官員呢？他們分明知道這是粗話可侮辱高官，現在輿論沸騰又用「定義」企圖剝去粗話性質，自相矛盾，敢講卻不敢認。
以前從未想過立法會議員，會在莊嚴的立法會中說粗言穢語，今日竟然成真。當作為社會模範的立法會議員，說粗話也變得理所當然、振振有詞、恬不知恥的時候，現今青少年在這種政治環境中成長，還能如何循規蹈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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