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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莊 資深評論員
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並原則認同，「到2020年，將上海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運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航運中心。」這說明香港將不是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上海也將成為媲美香港的金融中心。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經過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最嚴重金融危機的洗禮，中國將成為世界強國，已是不爭的事實。一個大國或強國，到底需要一個，還是多個國際金融中心，並無定論。美國經濟總量仍比中國大得多，但只有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當然金融業務是廣義的，除證券外，還包括外匯、黃金、期貨、債券和其他商品，美國的上述市場也不都設在紐約。但對美國而言，基本一個就夠數。
上海與香港可形成優勢互補
對中國來說，可能需要至少兩個。據筆者分析，原因或許是多方面：（一）早在1996年籌委會就根據基本法第48條第（5）項的規定，建議將金融管理局列為由行政長官提名、中央政府任命的主要官員，但由於種種原因，回歸十多年迄今未能做到。（二）香港與內地的貨幣政策難以協調。例如：2005年人民幣改與一攬子貨幣掛鉤，香港卻不去研究對港幣的影響。又如在金融爆煲前，為了應付通脹、內地加息，香港卻追隨美國不斷減息。（三）香港與內地的金融安全和利益的觀念不完全一致。例如，多年前香港就要求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但卻不考慮人民幣大進大出對內地經濟活動的影響。又如當年港股直通車，也未顧及內地股民隔山買牛的投資風險。（四）內地的金融監管體制在相當程度上借鑑香港經驗，但香港卻不斷求變，囫圇吞棗地引進未必切合香港的東西，面對西方保障本國金融安全的措施卻視而不見，拉開了兩地的監管差異。（五）在金融危機中，香港出現了雷曼「迷債」、東亞擠提、匯豐配股等風波，政府也出現管治問題，中央希望港區人大、政協委員建言獻策，排難解憂，香港部分輿論卻擔心「第二權力中心」，將溝渠之心對明月之光。（六）香港產業失衡，服務業比重過大，一個七百萬人口的城市能否單靠金融業一枝獨秀持續發展，是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有待論證但卻尚未開展研究的命題，中國的「雞蛋」不好都放在一個籃子內，有第二個籃子裝著保險一點。（七）香港難與紐約、倫敦並稱，但除IPO外，其餘規模有所不逮，「紐倫港」是西方媒體給香港戴的高帽。例如金融寫字樓，香港只是紐倫的十分之一，但中環一帶已無可供建設的土地，添馬艦卻用作政府總部而非辦理金融業務的場所。
可能還有其他理由。對於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的設計師鄧小平似乎是有預見的。1991年初他視察上海，對浦東開發有兩點表示：（一）他後悔改革開放初期只把上海作為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而沒有把上海作為深圳、珠海、汕頭、廈門一樣的經濟特區。他認為，「上海開發晚了」，要上海努力幹。（二）他認為，「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他強調，「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
鄧小平說上述話時，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已經通過頒佈。第109條也明確規定，「香港特區政府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基本法是全國性的法律，中央保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立場不會改變。但從長遠的戰略的觀點來看，有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對中國比較有利。中國在2020年將上海基本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其難度在於如何確保全國的金融安全，如浦東能成為一個單獨關稅區，則上述目標就容易實現了。上述目標的實現，對香港也沒有壞處，更是一種促進。持續發展中的中國經濟，其金融業務由兩個國際金融中心來做，也是做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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