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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雜劇壁畫，繪於1324年，現於山西洪洞縣廣勝寺的明應王殿。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訪問學人 程 芸
「國學」通常被認為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總稱，但其實它們又是19世紀西方文化大規模湧入之後，以「分科之學」的形式，進入現代教育體制與學科體制中的。中西文化之間的對話，成為中國傳統學術轉型為現代國學的主要驅動力之一。因此，國學雖或有其堅守的「中心疆域」，另一方面，也必須立足當下文化語境，不斷延伸、調整乃至重構自己的學科視域，以體現當下關懷。
德國思想家、解釋學的大師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特別強調了「視域」與「理解」之間的關係。他認為，「視域就是看視的區域，這個區域囊括和包容了從某個立足點出發所能看到的一切」，並提醒我們，研究者對一種物件的觀察角度（「看什麼」）和觀察方式（「怎麼看」），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決定了理解和闡釋所能達到的廣度與深度。現代國學之所以彰顯出有別於古代「義理、考據、辭章」之學的諸多特質，與王國維、胡適、顧頡剛等幾代學者會通中西、融貫古今的努力有關。
以元雜劇、民間歌謠為例，它們並非從未進入古代學者的眼中，但就整個傳統學術體系而言，卻又可謂「無足輕重」。然而到了20世紀前期，它們卻「人氣指數」極高，成為時代性的主流學術對象，即所謂「顯學」。
元雜劇進入現代學術視野，是以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為標誌的。王著成於1913年至1914年，一方面延續乾嘉學人「考鏡源流」的治學方法，另一方面融會西方外來之觀念（如叔本華的「悲劇」理論），是為現代戲曲史學的發端。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最早出現的若干種適應大學分科教育並冠名「文學史」的著作中，依然不屑於談戲曲和小說。直至五四前夕，北京大學新任文科學長陳獨秀設立「元曲」科目，並延師講授，這時距王著問世已有五六年，仍然遭到守舊派的強烈反對。為此，陳獨秀特意在《新青年》第4卷第4號刊登的《隨感錄》中，闡發己見，並給予回擊。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若干年後，伴隨著平民文藝觀的強化和白話文學史觀的凸顯，元雜劇研究最終在現代國學體系中佔有了一席之地。而今的元曲學、元劇學，不但溢出了傳統「曲學」的藩籬，其不同於文學史研究的諸多特質也日益彰顯出來。
再說歌謠。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發了《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該簡章由著名學者劉半農擬定，受到知識界特別是一些青年知識分子異乎尋常的關注。隨後幾個月內，江西、安徽、廣東、湖北、江蘇等十多個省市不斷有歌謠寄往北大。1920年12月，「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成立，1922年歌謠研究會併入北京大學「國學門」，《歌謠週刊》也併入了《國學門週刊》（後改為月刊）。1923年5月，北大「國學門」組建「風謠調查會」，隨即向各地寄發數千份「風俗調查表」。1924年，北大國學門又成立「方言調查會」，並在《宣言書》指出：「自北大歌謠研究會成立，頗得國中人士的響應，而一般社會也覺得我們民間遺傳的一切文藝與習俗有保存的價值。」歌謠研究被國學研究延納、「收編」，不但開啟了現代民俗學的大門，也為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近代語言學等多個學科在中國的確立提供了條件。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小說史研究也與此相仿佛。鄭振鐸先生曾在《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中，批評中國傳統目錄學雖有「小說」之目，卻並不包括「真正的小說《水滸》、《西遊記》等」，而盡是「惟中國特有的『叢談』、『雜記』、『雜識』之類的筆記」。因此，這些「真正的小說」是很難進入到古代學術視域中的。1923年，胡適應幾位將赴美國留學的清華學生請求，開出了一份「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通俗小說《三俠五義》、《九命奇冤》赫然在內。此舉引起很多爭議，然而，此後小說研究蔚然大觀，成為中國文學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國傳統學術雖然自成體系、源遠流長，但也有許多不必諱言的缺憾。相對而言，古代學者尤其是明清學者更加關注典籍文化，而忽視行為文化、活態文化；主要關注漢民族文化，而忽視少數民族文化；偏重於知識傳承和道德傳揚，而忽略藝術教育和情感教育；更加關注精神世界的規律，而忽視日常生活的奧秘。五四以後的「國學家」們則有很大的不同。事實上，民間性、集體性和口述性的俗文學（戲曲、歌謠、說唱是有代表性的文類），往往比文人的書面文學更容易突破階級的分別、地域的限制以及民族的隔閡。俗文學的價值，有時並不在於「文學性」，而在於文本背後共同的（或相通的）集體記憶與文化心理，這就使得俗文學既能成為文學研究的物件，也往往為其他學科所關注。
以王國維、胡適、顧頡剛為代表的現代國學大師們聚焦於戲曲、歌謠、小說等等俗文學、俗文化，至少有三方面的意義：
其一，豐富了傳統學術的物件與內涵，確立了國學的現代性價值訴求。傳統學者對戲曲、小說、曲藝、說唱等並非毫無興趣，但它們確乎又不為主流學術所重視。沒有五四以後平民文藝觀的強化、白話文學史觀的凸顯，以及其他各種現代文藝觀念和價值體系的貫注，此類曾經的「邊緣文體」之於中國文學史、文化史的價值，不可能得到廣泛認同。
其二，引入、融會新的學術觀念和方法，為一批現代學科的確立準備了條件。顧頡剛先生曾指出，「從前的學者」往往「不注重事實，單注重書本」，而重視民風、民俗、社情的調查與研究，則是許多現代學者極為提倡，並身體力行的。這不但改變了傳統學術的「精英趣味」和「案頭導向」，也有助於破除傳統學術與現代生活之間的壁壘。
其三，衝擊了傳統學術的階級偏見、民族偏見與地域偏見，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與集體記憶。五四以後，一批重視俗文學、俗文化的學者敏銳地意識到，現代學術不能回避中華文化在時間、空間、民族和形式等維度上所表現出的多樣性、差異性。如胡適於1923年發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呼籲「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希望將國學做成包括過去一切的「中國文化史。」
其實，不管是20世紀前期「整理國故」的爭議，還是當代的「國學熱」，都隱含著兩個相輔相成的命題，即民族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與西方外來文化的民族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現代國學不僅僅是為了「延續中國的文脈」，更必須挺立於世界學術體系之中。因此，國學研究一方面固然要對過去曾經繁榮，如今已經式微的所謂「古學」乃至「絕學」，有所繼承、有所發揚，但另一方面，也有必要直面中華傳統文化的多樣性、複雜性，並作出體現現代性價值的理解與闡釋。沒有王國維以來眾多學者貫通古今、融會中西的現代視域，俗文學、俗文化不可能與「國學」結緣；而今日之國學，在以「傳承文脈」為己任，關注「經史子集」的同時，如何拓展其學科視域，又如何更好地實現與當代生活、當代價值的會通，無疑也是值得重視的課題。（本文及圖片由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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