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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在書店看見內地出版的杜魯福影評集《特呂弗：我生命中的電影》，初時對「特呂弗」這譯名實在不明所以，及後知道原來就是杜魯福。不習慣的原因不是聲音問題，也不是能否開放態度，是長久以來，在成長過程中所聽到和接受文化啟蒙的文字，都是稱作「杜魯福」，後來也從台灣的書刊得知「楚浮」之譯名，雖然指向同一人，但不同譯名背後還有更多文化傳播上的記憶，以至一些成長印記。
其實，不論是特呂弗、杜魯福還是楚浮，都只是同一名字的不同音譯，在翻譯上沒有明確的對錯；但當翻譯之名涉及記憶和成長，好像一條熟悉的路，如今「特呂弗」一名雖知為同一原名，卻強烈地感到，那是通往另一地方的名字，而杜魯福及其相連的文化啟蒙記憶，卻隨着相關文字慢慢流逝。
其他例子還有卜戴倫，即使現在似乎更通行的是鮑比迪倫，在我而言，卜戴倫始終是代表成長的名字。七八十年代的報紙專欄、青年文化刊物、音樂雜誌，都共同使用卜戴倫之名，透過那些文字介紹，我先得悉前代人對他過去的敬仰和現況的憂心，然後才找到他的歌曲來聽。連余光中也翻譯和推介過卜戴倫的Blowing in the Wind，但我覺得寫得最好的還是楊牧，他在《年輪》中描述七十年代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學生運動時，多次引用卜戴倫的歌曲，配合歌曲的時代批判和超越，對現實既投入又疏離，既看穿又無法自絕其外，可看到一種對卜戴倫歌曲的真正感知，並以此回應當時的學生運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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