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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曾蔭權在2007至08年施政報告11段關於「以基建帶動經濟發展」說了這樣一番話—「回顧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香港經濟起飛，逐步走向現代化國際大都會的歷程，七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兩次大型基礎建設運動起着重要的作用。基建不單提升城市的發展水平，也帶來了職位與工資的增長及不少的實質經濟效益。我將提出香港走進二十一世紀的十大建設，稍後會介紹具體項目內容。」
再明白不過了—他是以麥理浩和衛奕信為師，「蕭規曹隨」，企圖用上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兩次大型基建的經驗來引領香港走進21世紀。
上世紀70年代麥理浩推行大型基建與90年代衛奕信推行以香港新機場為核心的「玫瑰園計劃」，是在不同經濟政治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動機和目的。
麥理浩推行大型基建，是當時港英政府回應香港經濟經過二次大戰後兩個10年（即50年代和60年代）快速轉型和發展，於70年代開始邁向現代化國際化對基礎設施的強烈需求；相應地，港英政府的經濟哲學由以往長期信奉「不干預主義」轉變為「積極不干預主義」。當時，港英政府還回應香港政治和社會矛盾演變，採取諸如「行政吸納政治」等改善管治的新舉措。在上世紀70年代那一個10年裡，香港經濟發展是驚人的，政治社會的變遷也是巨大的，為香港歷史樹立了一塊矚目的里程碑。
衛奕信推行「玫瑰園計劃」有經濟考慮，但更重要的是政治考慮—為穩定當時香港社會人心並振作即將撤退的港英管治權威。籠統地把那兩次大型基礎建設歸入「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香港經濟起飛，逐步走向現代化國際大都會的歷程」，是不正確的。90年代那一次大型基建，很明顯，在頗大程度上是因應香港即將回歸的政治形勢。
既然「九七前」的兩次大型基建都具有不同背景、不同動機和不同目的，「九七後」的大型基建怎麼能夠簡單地「蕭規曹隨」？
既然香港經濟發展在上世紀70年代取得的成就不只是由於大型基建，香港在21世紀的經濟發展又怎麼能夠單靠基建來帶動？
以經濟轉型和政治轉變各自任務之艱巨以及相互關係之錯綜來衡量，今日香港所面臨的情勢是「史無前例」的。
治港思路應與時俱進
第一，人類走向知識經濟尚處於最初階段。在上世紀70年代，香港經濟邁向現代化國際化途程中可以借鑒其他發展水平領先於香港的經濟體的經驗；今天，香港發展知識經濟不僅必須借鑒美國及其他發達經濟體的經驗，而且，必須因應香港特殊條件大膽創新和開拓。目前，大概（因為有關統計明顯滯後）惟獨美國的知識產業對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超過了百分之五十這一「門檻」。最近，香港的知識產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是否超過了百分之二十，還須特區政府統計處來提供答案。為了實現向知識經濟轉型，香港不僅需要完善大型基礎設施，更需要完善和提升本地產業結構。
第二，上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香港與國家主體的關係顯然不能與今日的同日而語。70年代香港經濟發展是在與國家主體基本隔離的狀態下進行的。90年代香港經濟在民間層面已與國家主體經濟結成不可分的聯繫，但在官方層面仍受限制。如今，曾蔭權提出十大基建項目有4項是香港與廣東或深圳的合作項目，折射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已是「時過境遷」。基本的治港思路怎能「蕭規曹隨」？
曾蔭權在2007至08年施政報告中意氣豪邁地表示：「在動筆起草這份報告的時候，我對未來充滿信心。」（該報告1段）「我有信心，是因為香港已經重新回到上升的軌跡，經濟已經全面復甦……」（該報告2段）「我有信心，是因為香港人已經走出了看不清前景而產生的困惑與焦慮……我們對未來更堅定，目標更明確，信心更充沛。」（該報告3段）但是，不足兩年後的今日，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在接受《香港商報》記者專訪時坦承：「社會的危機感快速上升，逼切謀求出路」。（《香港商報》2009年8月6日A1）
嚴酷的現實催人猛醒。單靠基建不能實現向知識經濟轉型。把缺乏論證、無法令人信服的六大優勢產業與十大基建項目「加」在一起也不能實現向知識經濟轉型。流於空言缺乏行動只會加劇香港社會的危機感。香港經濟政治社會發展是到了改弦更張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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