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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長安街邊許多路口擺起主題花壇，節日氣氛越來越濃。 新華社
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正值改革開放三十年，因此一般來說，面臨的問題，與去年紀念改革開放時面臨的問題一樣，歸納起來主要是三個方面：一、六十年建國對中華民族的意義在哪裡？二、這六十年中國主要做了些什麼？三、未來的彼岸到底在哪裡？
首先，就新中國建國六十年對中華民族的意義而言誰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不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普通的改朝換代，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她使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事情到這一步顯然還不夠，我們必須把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努力，放到近代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去看。
百年衰敗：多種救國嘗試
從1820年代開始，中國衰敗進程加劇。我們的前輩曾嘗試過各種辦法，歸納起來無非是改良和革命兩種，學習的模式從西方到日本，又到蘇聯，林林總總。但十九世紀末所有的改良努力幾乎都告失敗，最後只能訴諸革命的道路。於是，二十世紀又爆發了兩場革命，一場是辛亥革命，另一場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兩場革命的結果，是中國大地先後出現了兩個國號，一個是中華民國，另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無論是改良還是革命，無論是兩場革命中的哪一場革命，或兩個國號中的哪一個國號，歸結到最後都是中國的仁人志士用不同的方法、途徑和意識形態，試圖拯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
現代化：技術、制度、文化
由於歷史的背景和歷史的局限，信仰不同意識形態和使用不同方式救國的人們曾為此打得不可開交，這是中國歷史的一段遺憾。所幸的是，這段遺憾終於過去了；中華民族在二十一世紀初不但迎來了民族崛起的時代，而且也由於兩岸關係緩和而迎來了民族和解的時代。
然而，過去一百多年我們的前輩在救國過程中面臨的困惑，卻並沒有因我們的崛起而完全消除，那就是：一、技術上如何學習和追趕西方？二、制度上如何保證現代化的成功？三、文化上如何更新和提升中華文化中有助於現代化發展的元素？
從技術到制度的困惑
當我們談到這裡，自然就已經切入到一開頭我們提出的第二個大問題，即：過去六十年我們做了些什麼？
必須承認，過去六十年裡，前後各三十年的區別是十分明顯的。前三十年，中國主要是用革命的手段延續救國之夢；只有到了後三十年，中國才進入了成功改良的時代。1978年底，當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時，從某種意義上跨越了過去近百年革命和血雨腥風的路程，重新嫁接到一百多年前的「洋務運動」。改革開放和洋務運動雖然時空背景不同，但對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家而言，其使命卻一如既往，即都是為了達成國富民強的理想；在外部特徵上，兩者也頗為類似，即都以學習、追趕向西方為目的，而且兩者都採用和平改良的手段。
當然，與洋務運動相比，最近三十年來中國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是決定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但必須承認，這三十年，中國只是基本解決了技術上如何學習和追趕西方的問題。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虛心學習西方，到最近十七年的市場經濟，用五四運動時的話來說，中國正在逐漸從器物層面進入到制度層面，雖然這個制度主要還只是經濟制度。如何從制度上建構一個保障現代化成功的框架（這個制度自然包含經濟、法律和政治制度），依然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無法繞開，而且至今未能解決的問題。
眾所周知，人類的現代化首先成功於西方，因此過去一百多年從日本開始，亞洲現代化的過程，首先就是全方位學習西方的過程。因此現代化從某種程度上也就成為西化的代名詞。但由於中國歷史的悠久和文化的深厚，中國在現代化模式上不可能完全複製西方制度的版本。無論是洋務運動時期的「體用說」，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各種爭論，都印證了這一點。這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從技術層面進入到制度層面階段，一個無法繞過而在短期內又似乎難以解決的問題。我們目前身處的就是這個階段。
文化整合：無法繞開之路
這個困惑，其實不是一個簡單的體制困惑，其背後也不僅是政治原因，而是一個深層的文化困惑。其間，不但涉及到如何認識中華文化及其與現代化的關係，而且也涉及到中國如何提煉和整合自身文化，從而不但在對內的現代化持續發展問題上，而且也在對外建構國際秩序的問題上探索出新的路子。
五四時期，由於中國的衰敗，「打倒孔家店」，全盤否定中華文化既成了時髦，又成了迫切而又無奈的需求。但隨着中國——至少在經濟上——的再度崛起，尤其當中國崛起從技術轉向制度層面時我們再度遇到困惑，如何整理、梳理、提煉和整合中華文化，顯然在我們試圖解決制度問題的時候，也逐漸成為一個將無法繞開的問題。
一旦解決了這個問題，那麼今天我們遇到的許多問題，比如對內的政治體制改革向何處去，比如對外的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如何調整等，都將迎刃而解，或至少將看到希望的曙光。
這個問題顯然非短期內可以完全解決，但提出這個問題，顯然已是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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