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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速墨寶：「晨風藝圃」。（圖片由作者提供）
黃仲鳴
看了九月二日本欄彥火兄寫的〈我的老師，我的母校〉，不勝感慨之至，而前塵往事也湧上腦海。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小學畢業後即失學，進了所謂社會大學，在一家戲院任美術學徒，閒時就做做守閘員。一日，忽然來了一個瘦削的大哥哥。這位大哥哥姓陳，名威權，他是透過某報的編者告知地址，來邀請我加入他的文社，他創立的晨風文社。
我的母校是敦梅學校。在很多年後，我才知道，霍英東和小思是我的大師兄大師姐。敦梅學校的五年教育（我乃二年級入學者也），使我愛上了寫作。這，沒有老師的鼓勵，是在校長莫儉溥的薰陶下成長的。他說，要寫作，一定要讀古文，否則寫起來的白話文柔根脆骨。這番話如醍醐灌頂，使我立志從文。小學五年級時，便往一些報刊投稿。我發狂的寫，採稿海戰術，不怕「犧牲」，不怕投籃。終於，不少報章的「學生園地」、「青年園地」，和一些雜誌如《青年文友》、《學生時代》、《南燕》等都取錄我的稿件了。年紀小小，着實掙了不少稿費，解決窮困的生活。
正是這樣，在文社熱的六十年代，陳老哥「慕名」邀我入社了。記得，初創的文社，社員只有我和他的女朋友，也是姓黃，也是台山人。我們三個台山人，就這樣組成晨風文社。後來會員擴展至七人，水禾田也加盟了，並且出了一份鉛印刊物《晨風藝圃》。第一期還請到徐速為我們寫稿，鼓勵有加。不久，社務續有發展，李文耀加入，晨風文社成了當年的大社。可惜，我為稻粱謀，雖然一直沒有寫過退社信之類，實際上已退出晨風了。而陳老哥與新社員鬧糾紛，也黯然離去。「晨風文社」改為「晨風文藝社」，由李文耀揸大旗。
其實，即使沒有甚麼文社，我對從文之志，自小就有。因為自覺沒有甚麼技能，也沒有完整的學校教育，寫稿就是唯一的出路。文社，只是志同道合者相聚在一起，談文論藝，搞搞活動而已。
其後，陳老哥糾合幾位「同志」，另起爐灶，搞「新思潮社」，這社只有六人，自呼為「六大寇」。這「六大寇」，至今所知者，洪長泰和馮耀明都學有所成，任職於香港科技大學；麥釗成了印刷業老闆；我在報界、專欄界浮沉了三十年後，也進了學院新聞系任教。至於陳老哥，不務正業，一九八六年，忽然人間蒸發，至今仍下落不明；另外「兩寇」，很早就退社，也不知去向。
「晨風」的水禾田，成了名攝影家；李文耀在香港作家協會成立時，也得以相聚；他在報端以「雪茄李」寫的專欄文章，別饒佳趣。當年文社，確出了不少人才。
回頭說一說敦梅，這五年的教育，在文科方面，確勝過現時很多中學；那時，我們已讀了四書五經的選文、唐詩宋詞、古文觀止和一些現代文學作品。如果沒有敦梅，我也不知現時成了一個甚麼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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