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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寶余 中科院研究生院
伴隨着國民經濟和科學教育的快速發展，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中國的科學技術也在飛速發展。與此同時，新一輪教育領域的深層變革正在醞釀，社會經濟環境正有力地推動科技體制的變革。那些有着長期國際學習經歷、在國內持續開展研究的本土科學家，有望摘取諾貝爾獎。
「中國到底何時才能獲得諾貝爾獎？」每年十月，伴隨着諾貝爾獎的公布，國人又開始提出這樣的問題。諾貝爾獎是中國崛起征程上的一個標尺，由此可以表明中國科技的實力。伴隨着經濟實力的增強，國人對中國的科技實力也有諸多的期待。
讓我們暫且撇開這個歷久彌新的話題，回到幾個最基本的問題上：奪得諾貝爾獎需要什麼條件？
奪得諾貝爾獎的條件
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對此總結為三個層面：第一層面，從個人素質來說，他們必須好奇心比較強，好提問題，或者說喜歡自問自答，多數情況下他們還比較敏感。他們是辛勤的工作者，也是希望省力的「懶人」。比如，發明滑輪後，人們就不必搬運重物了。出於相同目的，他們還發明了蒸汽機、汽車、電動機、計算機、機器人和遠程遙控技術。第二層面，從微觀環境來說，必須有優秀的導師和同事、合作者和伙伴共同工作，要閱讀大師的著作。第三層面，是宏觀環境。環境因素是指在一個國家存在一個強大的科技部門，它包括研究人員群體、他們的生活條件以及必不可少的用於科研工作的投資。在資源豐富的環境中，特別是在從事科研工作人數眾多的環境中，成為優秀科研人員的可能性就更大。
對照近年來數百位諾獎得主的個人經歷和工作環境，我們會發現薩繆爾森的分析是充滿智慧的。和平獎和文學獎因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無法完全滿足各方期待，其他獎項的評審基本客觀，獲獎人也遍及各大洲，實現了諾貝爾當初的遺囑：「對於獲獎候選人的國籍不予任何考慮，也就是說，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納維亞人，誰最符合條件誰就應該獲得獎金，我在此聲明，這樣授予獎金是我的迫切願望。」
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國內科學界取得了多項成就，總體水平得到顯著提升。但是，對照上述三個方面的條件，我們依然有很多不足。這也是中國本土科學家在摘取諾貝爾獎的道路上滯步不前的基本原因。
就第一個層面來說，我們的應試教育體系摧毀了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國家主義、精英主義、經濟主義和工具主義的教育價值觀，促使青年人把教育看作豐衣足食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實現健康成長和終身幸福、增進人類知識創新和積累的一個過程。
就第二層面來說，我們的科技管理體制迫使科研人員過於看重科技資源的獲取、個人價值的實現，忙於從事在短期內可預期實現的技術應用和工程項目，疏於研究有風險的基本科學問題——而基礎性科學問題是歷屆諾貝爾獎關注的核心；在研究生教育領域，研究生忙於導師交待的具體科研項目、忙於發表論文，而忽視了對基礎性科學問題的檢視和創新能力的提升。《通往斯德哥爾摩之路——諾貝爾獎、科學和科學家》一書作者伊什特萬．豪爾吉陶伊教授曾說：「為了成為一名好科學家，需要基礎廣泛的教育，而且在科學家生涯中關鍵的一步是選好就讀研究生的學院，包括選好的導師。除了候選者的天分和勤奮之外，這是頂頂重要的因素。然而，通過調查諾貝爾獎得主走過的不同道路，還有一個教訓必須知道，那就是不存在得獎的終南捷徑。」
國人奪諾獎只是時間問題
就第三個層面來說，國家的科技投資雖有增長，但與GDP增長並不同步，科技資源浪費嚴重，科學文化浮躁之風盛行。
即便如此，我們也對中國本土科學家摘取諾貝爾獎保持樂觀的期待。伴隨着國民經濟和科學教育的快速發展，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政府科技教育投入不斷增加，科技教育條件逐步改善，中國的科學技術也在飛速發展。與此同時，新一輪教育領域的深層變革正在醞釀，社會經濟環境正有力地推動科技體制的變革。在那些有着長期的研究積澱、國際合作深入的科學領域，那些有着長期國際學習經歷、在國內持續開展研究的本土科學家，有望摘取諾貝爾獎。
其實，當我們對諾貝爾獎滿懷期待的時候，也不要忘記豪爾吉陶伊教授的告誡，他說，「從事科學工作的目標直指諾貝爾獎，特別是從科學生涯的早期就這樣做是徒勞的，也達不到目的。相反，科學家的目標應該是指向提出重要的問題、解決問題，尋求理解各種現象，並且應該為了這樣做能搞出答案或者得出意外結果而開心。」這種告誡，對個體科學家是有益的；對一個國家，也富有建設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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