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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建峰
道理上，學校最大的目標是教好學生，所以學生的利益，應該是放在最高的位置。不過，理想歸理想，在實際的運作中，學生的利益，往往在有意與無意之間被忽略了，而選用教科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還記得我唸預科時，其中一位老師就是依書直說。他的教學很簡單，就是課本在右，天書在左，按課本朗讀課文，然後按天書——坊間的參考書——解說。其中一位同學偷偷抄下那本天書的書名，自己買來一本，自此以後，這位同學就自覺學識水平已是教師級別，上課就只是一個儀式了。
今時今日，這樣的教學模式當然不行了，還想照本宣科？只能懷舊一番。不過，正由於教學內容更廣泛，教學形式要求更多樣化，考核的題目往往又要結合生活，這促使教師對於教科書的依賴更深。以中文科為例，教的課文全都不會在考試卷上出現，而考試卷一年往往不止於兩份，哪來這麼多考材呢？如果該出版商的考題資料庫強而有力，鮮有老師不被打動的。
至於學生的教科書是否適合學生使用，老實說，老師離學生時代已經很遠，要他們從學生的角度審視教科書，等同叫警察負責查核市民對警員的投訴，由於立場不同，視野不同，很難會特意選到一本對學生學習最有利的課本。至於價錢問題，會考慮的就更少，凡是不用自己掏腰包的，大概也很少人會關心帳單上有多少個零了。
來年，教育局要把學生用書與教師用本分開付鈔，是一個進步；如何讓不同持份者也可以參與選取課本的過程，就不僅是減輕家長的負擔，也是教學相長的一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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