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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楚珊
2009年前推出的《賣飛佛時代》據說是《哈奈馬仙》延續，想表達的是一個創作人在消費文化與文化產業衝擊下的焦慮。劇本無論是人物、場景、語言都跟德國劇作家福克．李希特（Falk Richter）的作品《電子城市》（Electronic City）非常相似，不同的是《賣飛佛時代》的場景設定於一個半紀實半虛擬的時空，企圖以真實的新聞事件來警告入場的觀眾，這些都不是創作人的「過分焦慮」，創作人所焦慮的其實已一步步接近我們的現實。
《賣飛佛時代》裡有兩個「角色」，一個是中年男子張智康，另一個是年輕少女蔡曉華，兩個角色之所以是「角色」，乃由於他們的身份，以及所身處的時空都是由台上的演員決定，「角色」沒有自主權，演員可以隨時喊「cut」，請「角色」重頭再做一次。《電子城市》同時也有兩個「角色」，一個叫Tom，另一個叫Joy，Tom跟Joy也是由台上的演員以語言創造出來；但Tom比張智康有更大的「自由意志」，演員要求Tom重做某一段時，Tom會反抗，表示不想再做，但張智康卻只能夠聽從演員的指示，重新再做一次。在對比之下立即可見，陳炳釗比李希特對現實還要悲觀，語言變成了現實的全部。但有趣的是，當我們的現實都是依附着語言文字來生存的同時，文字的歧義又會為我們帶來焦慮，「設計」是「創意」嗎？「藝術」又是「產業」嗎？當劇中的張智康完完全全被這堆蒙混卻具有支配性的語言所包圍時，他很想走出去，從那個玻璃室走出去。玻璃室在劇中是個非常好的意象，「外面世界」是清晰、接近，卻又永遠到達不到。故事說到這裡，與其說創作《賣飛佛時代》是一種焦慮的舒解，還不如說這種患得患失其實才是最令人沮喪的現實。
《賣飛佛時代》和《電子城市》一樣，大部分場景設定在機場，《賣飛佛時代》把機場詮釋為離開與回來的根據地，《電子城市》把機場看作是人的居所。雖說《賣飛佛時代》比《電子城市》來得悲觀，但將兩劇的角色身份並排可見，Tom和Joy可以是任何國籍的人，但張智康和蔡曉華所面對的卻是很香港的問題，陳炳釗嘗試利用作品來表達一些設身處地的問題，在悲觀當中，陳炳釗又似乎並沒有完全的絕望。導演這種想法在作品的尾聲最為顯而易見，張智康和蔡曉華的故事說完後，四位演員對排而坐，面向觀眾，利用尖銳的語言來質問觀眾一條條令人難以回答的問題，這是四位演員在全劇最為「進入角色」的時候，演員的這種演繹方式，充分表現出陳炳釗對沮喪的現實還沒有完全放棄，相對於《電子城市》「說完便算」的處理，《賣飛佛時代》抱有更大的詰問時代精神，故勿論這種詰問到底在觀眾當中能夠起多大的作用。
最後值得一題的是，雖然以上用了大量篇幅來對讀《賣飛佛時代》和《電子城市》，創作人在宣傳及場刊上均對《電子城市》隻字不提，或許這是創作人的用意，畢竟對讀很容易產生錯誤聯想，但我的立場是，對讀可以使創作者的意圖變得更為清晰，如若讀者讀此文後對《賣飛佛時代》的閱讀大為改變的話，請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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