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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Stokes艾思滔。攝：Rogan Coles
文：梁小島 圖由受訪者提供
1995年初的一天，澳大利亞攝影師艾思滔（Edward Stokes）在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被刊登在《1946年香港年報》上一系列舊照片所吸引。那上面所呈現出的香港市郊與街景民生，其生動的細節與攝影角度甚為罕見，憑著攝影師的直覺，他意識到，那位署名Hedda Morrison的女攝影師，一定還有更多關於香港戰後初期的攝影作品，而它們所承載的歷史，更像磁石一樣牢牢的吸住了他。
10年後，由他編輯的Hedda Morrison的攝影文集《逝影留蹤．香港一九四六—四七》，終以雙語在香港出版。除了讓照片重現，他還對作品做了仔細的辨認，並補充了上萬字的文章，闡述香港當年的地理風貌和人文風情，詳細及嚴謹，有人甚至稱其為是一部香港戰後史。
這不是艾思滔第一次讓香港人妒忌，作為專業的風景攝影師，他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出版過幾本香港郊野風光的個人攝影集已讓本地不少攝影行家牙癢和汗顏。最近他的另一本書《Hong Kong Nature Landscapes》（香港自然風光）即將出版，匯集了他從1993至2003年間在香港拍攝的風景作品。有趣的是，同上次一樣，他仍不滿足於照片本身，仍在照片旁寫上文字。
一般攝影師亮出照片就夠，對待文字，唯恐它們洩露了天機。「我並不只是一名攝影師。」已過60的艾思滔有些得意，當記者在咖啡館裡，對他的身份提出疑問時，似乎正中他的下懷。從外表看，細窄的金絲眼鏡、羊毛背心加襯衫、西裝褲和黑皮鞋，一副學者打扮，但他的那雙眼睛，有讓初識者立刻沉靜下來力量。「但我也並非學者。」他補充道。
2008年，他成立了非牟利機構The Photographic Heritage Foundation（暫譯「攝影保育基金會」），背後有一個宏願，希望尋找在19至20世紀，拍攝過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及地區的攝影師的遺留之作，通過出版和展覽等形式，讓攝影作品的歷史文化意義得到重新認可。很明顯，這是在完成《逝影留蹤》之後，開啟了他事業的一個新方向。
如果經年累月只為追蹤遺留照片，並踏破世界各地的大學圖書館、出版社大門，甚至千里迢迢尋訪當事人的在世親屬，只為獲得一手的背景資料，而這些都還不叫學者的話。
「攝影對體能、對物理環境的依賴比學者大，但我對攝影的興趣，不是拍照那麼簡單，我喜歡用攝影講故事、說歷史。」照片本身當然不夠，行家可能關心光圈、快門、構圖等技術問題，但普通人要理解攝影師背後的深意，非要訴之文字不可，因為他視每張照片都是歷史的記錄，那意味著按下快門的剎那，凝聚的是個人遭遇、滿足感和挑戰。
他10幾年前在香港拍攝有「珍珠港」之稱的印洲水塘，為了達到最佳效果，他要在凌晨5點前，背著20多公斤的器材和食物爬上一座山頭。山頭坐落在船灣郊野公園，但他在山腳的樹林迷路，夜已深，精疲力竭的他索性在附近泥地挖一個洞睡覺。半夜，他被赤珎的叫聲驚醒，他覺得那彷彿是大自然派出的使者在表示歡迎和鼓勵。第二日凌晨4時繼續上路，也許真的受到眷顧，他發現了上山的繩索。「如果僅僅看那張照片，絕對不會想到它背後的故事。」
與中國的淵源
這也許要歸功於艾思滔的家族遺傳。不是說攝影，而是對自然、對故事、對歷史的迷戀。
艾思滔出生澳洲，他的家族與中國淵源頗深。他的一位太叔叔Capt William John Gill，是二次鴉片戰爭後，通過開放的通商口岸最早進入中國內地的英國軍籍探險家，作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成員，曾繪製過中國部分內陸地圖。艾斯滔的父親John Stokes曾作為海軍參加過二戰，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滯留香港，後投身本地的教育事業，曾擔任皇仁書院校長，寫過皇仁校史。
因為父親的緣故，艾思滔在香港度過了他的童年，記憶中的香港生活「尋常而寧靜，家中的華人管家做的可口糕點永遠難忘」，後來他隨家人遷回澳洲，待1993年重返香港定居時，已是年過40、並著迷於香港旖旎的郊野風景的中年人。
但艾思滔走上職業自然風景攝影師的道路並不理所當然，那是他20多歲青蔥歲月的悵惘之路上逐漸亮起的明燈。「在大學裡我念的是政治、經濟和哲學。我對政治一知半解，對經濟知之甚少，哲學則完全不知所云，不過哲學可以幫助人思考。」從牛津大學退學後，他決定去當老師，一是受到父親的影響，二是儘管未知前路如何，但教書是他有把握做好的事情。
攝影作為一種拯救
「我對攝影的興趣，其實是伴隨著對其他領域的關注。」比如對地理、對歷史的興趣。他編輯出版的第一本書，是關於澳洲西部一個傳統礦業地區Broken Hill的口述歷史，後來他還踏訪19世紀探險家的足跡，選擇了澳洲的中部，重新鎖定探險家們記錄下的地名，也從那時開始他對自然風景攝影發生興趣。
「我只拍攝大自然的風光，因為風景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可以用它來講很多問題，比如環保、歷史。」但他不愛紀實攝影：「很多攝影師會強迫拍攝對象的意願，濫用對方的信任。」他甚至說自己完全不懂商業廣告攝影。但攝影需要充足資金，教書是他重要的收入來源。
教育局的一個行政決定，讓他教師生涯的最後一年在澳洲西南部一個偏遠小鎮的小學裡度過，期間他開始朝職業攝影和寫作領域方向作準備，但那年也在他的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記。全校只有他一個老師和10名學生，外加他的一條狗。最近的村莊遠在200公里之外，當地只有一間酒吧、一個小診所、一間郵局和一名一周只穿一次制服的員警……除了飽受沙塵暴的侵襲，更難耐的是遠離塵世所帶來的無盡孤獨。但較自由的上課環境，班上年齡不同的孩子讓他感受到健康的活力和城市兒童缺少的創造力，「2年前，我突然收到一封email，是那10個學生中的一個。他告訴我，因為我的影響，他如今也成為了一名攝影師。」
甘為他人做嫁衣
1993年，艾思滔回到香港，看到了一個城市與郊野風光的奇異融合，一山一水更令他仿若看到了澳洲老家的自然神韻。「雖然我沒有宗教信仰，但我仍覺得香港有很多神賜的地方。」1997年，他成立非牟利機構香港自然環境攝影基金會，主要通過出版他個人及其他風景攝影師拍攝的香港自然風光作品集，喚起本地公眾對自然生態的保育意識。直到發現女攝影師Hedda Morrison拍攝的香港1946-47年的珍貴作品，他便將原有的計劃擴大，成立了後來的「攝影保育基金會」。
轉變不是沒有代價，為了保證基金會的運作，他有近6年時間沒有自己的作品。除了處理行政工作，他要隨時關注世界各大學圖書館內的珍藏照片，搜尋被歷史遺忘的亞洲攝影師作品，資金有限，他仍希望盡可能邀請到各領域的專家學者提供翔實的歷史資料。繼Hedda Morrison之後，他還曾在一個資料庫中，發現了中國第一個拍風景照片的攝影師Afong（黎華芳）記錄19世紀下半葉南中國面貌的攝影作品，這也成為他製作的下一個專輯。
目前他手中的計劃似乎越來越多，涉及到以北京、南京、中國港口、新加坡等地為專題的歷史照片。「我現在覺得，找到那些珍貴的歷史照片，並把它們送回原拍攝地去展覽，比我自己的拍攝更有意義。」艾思滔當然也渴望再次拿起攝影機，但從當初的好奇到責任，他還有對前輩同行的惺惺相惜：以視覺和文字講述關於人和歷史的故事。「也許當我能從基金會抽身出來，會在回到澳洲攝影，那時候我一定能拍出更好的照片，因為我有香港的這段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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