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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尉瑋 圖：香港藝術節提供
要給楊嘉輝下一個「定義」，很難。這位剛滿三十歲的年輕音樂人先後在悉尼、香港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作曲專業，受的是最最古典的音樂訓練，偏偏回港後的作品新奇古怪又有點「離經叛道」。
說他是作曲家吧，2007年他創作了以Game Boy為靈感的多媒體裝置作品《快樂時光》，成為了首位獲選為「Bloomberg新一代藝術家」的藝術家；說他是視覺藝術家吧，2008年至2009年，他又成為了香港小交響樂團的駐團藝術家。更何況，他從來不安於只是寫寫音樂的「本份」。在他的作品中，當代音樂、科技及新媒體元素融合在一起，更把當代劇場的表現方式引入音樂會的呈現中，揚言要打破傳統音樂會的沉悶形式。
這位「新新人類」會作曲，會畫畫，會玩多媒體，還會寫詩；就算是舞蹈，如果將來作品中需要他親自上場，我想他也不會介意再添一門手藝。有時看到這樣的人，你會讚嘆，會欣賞，也會有點酸溜溜的鬱悶：什麼都讓你一人玩了，別人可還怎麼活呀？
網絡上，有人說他很帥，有人說他很酷，也有人說他有型。我覺得他有趣—一個人是怎麼把這麼多紛雜的方面融在一個身體裡面呢？也許，去看看他在今年香港藝術節中的新作品《第三種像素》，會有一些第一手的體會。
一場「非典型」音樂會
《第三種像素》是不折不扣的音樂會，但在楊嘉輝的擺弄下更像是一場表演。場地在位於工廠大廈的奧沙畫廊一個新開發的展覽表演空間中。這個空間就在原來奧沙畫廊的樓上，完全打通，沒有任何間隔的牆壁，裝修上盡量保持了空間最原始的面貌—粗糙的地板、裸露的水管、後門的鐵閘……在這裡進行一場「非典型」的音樂會，光想像就已經覺得趣味盎然。
表演仍然以音樂掛帥，與楊嘉輝過往的作品相似，融入了許多電子遊戲的聲音，勾起了一代香港人的成長回憶。
「去尋找電子遊戲中的聲效和聲音，對我來說是在找我自己的一種特殊的音樂語言。我是一個香港人，我的生活經歷怎樣可以變成音樂的一部分，從而讓人在我的音樂中聽到香港這個城市的質地呢？以往的音樂家說到找『香港質地』可能就會在音樂中用上西樂加中樂。但我沒有接受過中樂訓練，我不能把這說成是我自己的經驗。而我的經驗是，在香港這樣一個緊迫的城市中生活，沒有什麼活動空間，整天都在電子遊戲的世界中，小時候去朋友家玩也是打機，這就是我小時候整天聽到的聲音。那種low-fi的聲音很是那個年代的，也很香港。從《快樂時光》到與小交一起做的gameboy音樂會，我的作品都是在處理怎麼把電子遊戲的音樂融入到我的音樂中，到現在為止差不多可以做到，我的音樂怎麼都會有一些電子味在其中，那麼現在我想我可以開始用音樂來講其他東西了。」楊嘉輝說。
個人的時代
一個時代的聲音，一個城市的聲音，一個人童年的聲音。但這些概括並不是站在一個高處俯瞰香港，好像試圖在那高空的稀薄空氣中揉捏出這城市的一個形狀，起碼楊嘉輝不是這樣去做。他是這城市中的一個人，從自己的眼睛與耳朵出發，捕捉這空氣中的每一片塵埃。
所以《第三種像素》不是一場集體回憶，不是一個時代聲音的總匯，它是「楊嘉輝」的回憶，楊嘉輝的一次總結。
「我今年三十歲了，我想去做十幾二十年前我還是少年或小孩時的一個意象總結。這個表演中會有一系列的意象，有些是我童年的噩夢，比如小時候經常做一個夢：我到一個電梯中，按鈕全部變成國際象棋，結果我就回不到家了。我把這個夢變成其中一個意境。」
「我也做過另一個夢：有一個公園會發光，但是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在那裡，很漂亮但是沒人和我玩，有種很強烈的孤獨感。這些都變成表演中的意象，每個意象都像是一個movement。還有一些我小時候經歷過的東西，但是當時我不可能會明白，如一些歷史事件。但我並不是理性去評斷這些是什麼事件，而是作為一個三十歲的人怎麼回頭去處理一些記憶中的意象和情緒，將它們變成十二個詩意的意象在演出中呈現。」
「這是個很個人的演出，大家可能會體會到一些不能名狀的情緒和情感。但是因為這些事情都在香港發生，我相信有些人會產生共鳴。這些看似不相關的片段匯集在一起，不論是對我的音樂語言，還是三十歲的人生，都是一次小總結。」
表演會進行兩晚，之後表演場地會開放一個多禮拜給人參觀，其中有楊嘉輝的一些裝置作品，也有一些互動的小玩意。比如一張觸摸型的桌子，放不同的物件在上面就會產生不同的聲音。「那其實是一個樂器，我會邀請觀眾和樂手一起去玩。」楊嘉輝說。
革新音樂會體驗
儘管融入了那麼多的新形式，楊嘉輝着眼的仍然是「音樂會」本身。
「我在做一些試驗，如果沒有互動，有不同形式的音樂表演，有裝置，有燈光的變化，有投影啊，還有一些是在現場發生的，到底我要怎麼把所有的這些東西仍然集中在一個音樂的框架下面，讓它仍然是一個concert呢？我在試驗這些。」
「我一直在嘗試這個，因為我覺得古典音樂的音樂會表演形式太舊了。如果是演奏貝多芬或者莫扎特，交響樂團的那種表演形式還是要存在的，就如同對芭蕾舞，我們要有一種最古典的質地一直存在一樣。但如果像我這樣一個仍然在生的作曲家在寫一些當代的音樂作品，還用那種表演形式就太舊了。先不說市場方面，就說在藝術上也已經很難去和當代劇場、當代舞蹈競爭。有些人覺得那是一個純粹的音樂形式，人們可以留心地去聽音樂，但有時那會變成藝術家的一個藉口—他只要做好這些不用去想其他的東西。」
楊嘉輝說，他想做的是打破古典音樂和當代音樂中的division of label，而從一種綜合藝術的角度來看音樂會的表現形式。「如果作曲家去想一個音樂會，如同一個導演去構想劇場、編舞去構想整個舞蹈的呈現一樣，才可以和其他當代的表演藝術達到同樣的高度，這是我一直要做的。這種想法會有很大的阻力，因為我們幾百年都在講音樂是要留心去聽的，所以我一有錄像，很多人就覺得這是不是影響了聆聽音樂—但你看電影的時候不會覺得配樂分散了你的注意力—問題就在於一個電影中，有導演看着整個影片的進行，不會讓音樂蓋過影像。如果我作為作曲家是同樣的想法，在劇場中留意整個結構不要被其他要素蓋過我的音樂不就可以了？」
如果說古典音樂家們試圖通過音樂去表達與回應當時的世界，那在人們的生存體驗已極度變遷的今天，我們是否也需要一種有別於傳統的聲音與形式來反映「當下」？楊嘉輝試圖去創造的，固然是一種不同於以往的聲音，也是一種全新的音樂會體驗，以及對於「作曲家」這一角色的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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