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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展雄及其翻譯的作品《黑色電影》。
文／攝：陳 韻
——當代海上人文訪談之七
在我認識他的兩天後，徐展雄將離開上海。他的大部分家當都已經搬去了北京，而剩在上海的東西也將撤回浙江老家的父母那兒。他正在電視台那些從沒去過的樓面間奔波，把最後糾纏住他的瑣碎手續了結乾淨，以便實現他那令周圍人匪夷所思的辭職。他的領導在得知他的「理想」後說，年輕人可以多闖闖。
1983年出生的徐展雄，從廣州一所大學的英語系畢業後，來到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讀研究生，方向是現當代文學。三年後，他通過關係和實習（進入電視台的必備條件），得到了新成立的上海電視台外語頻道（ICS）的工作，擔任《華人電影志》節目的編導和撰稿人。ICS成立之初旨在為在滬居住的外國人提供資訊和娛樂節目；一年後，頻道卻發現他們的觀眾主要是熱愛英語的中國人，而在上海的外國人似乎只對財經資訊感興趣。加上世博臨近，ICS需將更多時間留給介紹世博會的節目，於是絕大部分的娛樂和文化節目都被砍掉了，唯獨留下了收視率第三名的《華人電影志》。但這檔關於電影的深度訪談節目的長度，還是從48分鐘縮短到了30分鐘。徐展雄的此番離去，也意味着這個欄目的徹底結束。
高三某天，和同學在小城慈溪的家中看到庫布里克的《發條橙》，令徐展雄大開眼界。整個大學時代，他幾乎都躲在白雲山下的一個房間裡看電影，不接觸外界到連廣東話都沒學會。本科畢業以後來到上海，作為一個罕見的本科學英文的中文系研究生，他的熱情一直在電影，而上海也是他人生中一個自然的選擇。研究生三年級的時候，他根據手頭有的電子版，開始翻譯美國學者詹姆斯．納雷摩爾的《黑色電影》（More than Night: Film Noir in Its Contexts），並經過兩年的細心琢磨和艱苦工作，利用電視台工作之餘的時間翻譯完成了這本書。正因為在被潦草翻譯所充斥的中國出版物中，我被這本書文筆的細膩流暢而一絲不苟的專業精神所吸引，才想要認識這位年輕的譯者。
而他卻即將離開這座城市。即便他擁有一份正常上海青年都會嚮往的穩定工作，即便他父母早已在上海買房，即便北京是他從小就厭惡的城市。
作為一個小有名氣的影評人和專欄作者，徐展雄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編劇。編劇，是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介入電影生產的最直接方式。一個誇張點的說法是，在北京，隨便進入一家餐廳，都會聽到有人在說如何如何拍電影的事。而在上海，同電影製作有關的機會卻十分稀少。
從表面上看，徐展雄並不是在轉行，他在北京的新工作是一家即將創刊雜誌的電影記者。這只是另一個讓他能有時間寫劇本的、不用坐班的工作。但是，對於一個想要在電影業中有所發展的年輕人來說，北京所能提供的資源和可能性卻是誘人的，而且是真實的。徐展雄在兩座城市之間做出了選擇，憑着他在上海5年的體驗。
國慶60周年時，他想製作一個特備節目，講述1949年解放前後的中國電影人如何抉擇的問題。作為當時中國電影生產的中心，上海的電影人和民營的電影公司正是中國電影的代表，有左派的，有自由主義的，而有些電影諸如《烏鴉與麻雀》拍攝的前後正好橫跨了解放前後的那段時間，這些人和事都充滿了張力，回頭看起來也很有意思。但在並沒有什麼政治敏感性的專題節目的製作過程中，卻充滿了反覆的審核和修改，諸如什麼話不能說，什麼鏡頭不能給，嚴苛到了令人喪失熱情的境地。而就在這段時間，他在出租車裡聽到了一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節目，討論1949年解放軍進入北平城的時候，那些首都居民熱烈歡迎解放軍的鏡頭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兩相比較，上海文化審查上的緊張就非常明顯了。
徐展雄正在進一步改寫他的第一個劇本。他很高興有人願意給他這樣一個沒有編劇經驗的人機會。這個剛剛開始入行的電影公司雖然設在上海，但老板還是成天往北京跑，因為演員在北京，要拉的關係在北京，要申請拍攝證和公映許可證都要跑北京。根據徐的了解，上海電影製片廠裡的年輕導演們也都紛紛去北京發展，因為上海沒有什麼電影可拍。
上海的電影票房佔中國整個電影票房市場的十分之一，因而上海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電影市場。可惜上海只是電影的消費場所，而不再是電影的生產中心。有一個很有名的影評人徐鳶一直致力於在上海推廣獨立電影，乃至恢復上海電影往昔的輝煌。他和市中心黃浦區的新光影藝苑以及虹口區的影視文獻圖書館合作，放映一些資料庫裡面經典的老電影。如果放在北京，這只是每周十幾場放映活動中的一個選擇而已；但在上海，這卻是非常罕有的、看非商業性膠片電影的機會。由於活動資源匱乏，熱愛電影的人們蜷縮在家裡抱着DVD機過癮，這也解釋了徐鳶創辦《DVD導刊》的緣由。反諷的是，一個設計得如此不利於出行的巨大北京，每周發生着無數放映獨立和藝術電影的活動，讓人無從選擇；而在交通如此便捷的「人性化」的上海，無處可去的影迷只能分散在各自家裡的電視機前，靠購買淘寶上的DVD片過活。
徐展雄從小就不喜歡北京。每次去北京他都試圖尋覓這座城市能引起他好感的地方，但就沒成功過。但最近幾次去，因為認識了北京的朋友，跟他們一起到處走走轉轉，聊聊天，他從人中找到了好感。歸根結底，城市是人的城市，而不是建築的城市。在一個渴望成長的年輕人心中，北京自然環境中的惡劣和城市規劃上的欠缺，完全被它在文化上的開明政策和聚集起來的熱烈氣候所顛覆。而上海縱然氣候溫良、人心滋潤，卻無力幫助一個有志於文化發展的年輕人。上海的地方電視台節目以財經節目見長，而在娛樂節目中則充滿了虛假的喜悅和虛偽的鼓舞，而對於更高一級審查的過度審慎則讓大多數的專題節目遭受反覆的閹割。
對很多留在上海的年輕人來說，論機會，論生活，這是中國所能給出的最好的城市。但這座城市在文化發展上的長期停滯，讓人懷疑它是否徹底放棄了往日的傳統。支持並理解徐展雄去北京的人少之又少，連他讀研究生時候的導師都對此表示懷疑。去北京，可能意味着機會，也意味着更劇烈的消耗。但對這位兩小時內抽了十幾支煙的年輕編劇來說，離開一座可能性被長期壓抑的井然有序的城市，去一個可能性被釋放出來的混沌所在，只是人生中又一個正常的選擇。
「如果北京都不行，我就去紐約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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