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明有位名鄧鶴者，天天有家不回，跟着自詡為心學傳人的趙貞吉，四處漫遊，一年四季見不到人影子，常常鬧過家門而不入的佳話。那次打家門口過，他一對兒女拉着他的衣角褲腳，眼淚放水地掉，聲聲喚他回家，斯時，鄧氏家有七十老爹帶病在床；大女已是三十掛零的剩女，待字閨中；祖父駕鶴西去，喪事未辦，兒女將此間情形都訴予老爹，鄧氏掉頭不顧，一掌推倒兒女，揚長而去。有問者問他何以如此，鄧氏曰：「不以此不以成名士！」

自魏晉始，越禮任誕，便成入流士子與不入流士子鬧成名士的終南捷徑。魏晉時節，政局險惡，不裝瘋賣傻，性命難保，比如孔融，是真名士，腹有詩書，不賣予曹操，引得曹操發脾氣，曹操的意思是：你孔融的才華，我曹操得不到，你孔融也別想得到。形勢如此兇險，則孔融為求自保，當然得胡亂糟蹋自個，所作所為特地不合常情，以求別人以神經病視之，以達到「我很煩，別理我」之目的；其故意放誕，心中悲苦，不得不然；真可謂一代不如一代，後來名士，要言之：只求其名，不做其士，不在如何做士上做文章，專在如何出名上下功夫，越常情，做怪相，以聳人耳目為最高追求，做不成士不要緊，鬧得成名就是勝利。

　允當地說，晚明有一些真名士，舉手間自有風流，但更有許多假名士，投足裡多顯下流。晚明有張獻翼，他好像沒寫什麼詩歌，也沒做什麼學問，所好者，多在穿着上，一身怪裝，一頭怪相，怪裡怪氣打扮自己，「身披彩繪荷菊之衣，首戴緋巾。」人體彩繪，怕是始自張名士罷；頭上戴着紅帽子，不但扮小丑模樣，而且甚是晦氣裝束。明代那會，紅帽子本是戰俘專戴，為獻俘儀式上的專用着裝，儀式完畢，則要押赴刑場處斬的，這身裝扮是凶喪之服，張氏穿之戴之，招搖過市，無他，引人側目罷了。大概穿的次數多了，大人也沒幾人注意了，只是那些心智不成熟的小把戲，願意跟在其屁股後面做其粉絲，「每出，則兒童聚觀以為樂。」

　這個張獻翼，把心力放在怪誕上，他與另一位名張孝資者，兩人翻檢古冊，搜出古人所有怪誕舉措，分門別類，一一效法，名士愛偷盜的，他倆就學偷盜；名士愛挾妓的，他倆就學挾妓；名士愛裸奔的，他倆就學裸奔；名士愛爛醉的，他倆就學爛醉，「或紫衣挾妓，或徒跣行乞，邀游於通邑大都，兩人自為儔侶，或歌或哭。」兩人既繼承古名士遺風，也開拓創新，自創新格。比如那次，張孝資過生日，兩人別出心裁，搞了一個生日晚會，張孝資裝死，做一副死屍睡在棺材裡，張獻翼則喊來許多弟子，繞着這副棺材，哭啊笑啊，做了一回十殿道場，每有水果餅乾祭奠，張孝資則從棺材裡坐起來，一一享受；鬧到第二天，又喊來許多妓女，助哭助樂，「行卒哭禮，設妓樂，哭罷痛飲，謂之『收淚』。」

　《金瓶梅》裡，下流胚子西門慶無聊，常常搞妓鞋行酒，晚明最是盛行。名士沈德符筆記中有記：「隆慶中雲間何元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坐中多因之酩酊。」這般韻事，名士作詩道其無窮趣味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齒頰生蓮花。」

　喝女人的洗腳水，雖然刺激，然帶潔癖的名士則可能嘔斷腸子，挺有效又挺保守的做派是罵人，出驚人語；罵人當然是罵名人，誰有名則罵誰。嘉慶二年的進士豐坊，就很懂得此間術，每出一新人，他就罵，如果路遇新名人，他就隨地操起棍子石子，望人就打，「睚眥蒙嗔，即援戈相刺。」沒有新人可罵，他就拿古人開涮，「亦或譽嫫母為嬋娟，斥蘭荃為蒿萊，旁若無人，無所顧忌。」

　在一個人倫觀念基本成型的社會，過於放誕不守人倫，那付出的人格成本可能相當高昂，雖能出名，但這名出得，一是唾沫太多，二是不會持久。那些罵人特別是罵名人，做文章特別是做翻案文章，既招人眼球，又展己見識。黃宗羲曰：「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學罵者也。」箇中情形，黃宗羲已一語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