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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轍元 馬建波
今年北京「兩會」有一個與以往不同的顯著特點，就是會議的主題與內容更貼近於社會問題和基層民生。會議的內容由過往「高瞻遠矚的理論」描述，而回歸到「樸素現實的民生問題」。這是中國人大民主議政與政協政治協商制度的一個新突破，是中國「兩會」思維和籌策的一次新昇華，昭示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轉型，顯示着胡溫以人為本新政與時俱進的新發展。
回望「兩會」的精彩點滴，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已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傳媒及廣大人民興奮不已。人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央對「社會和民生」問題的高度關切，溫總理向全國、全世界發出了鏗鏘有力的聲音：「要解決收入不公和貧富差距問題，要讓人們安居樂業，過上幸福生活，要讓中國人活得更有尊嚴！」溫總理的講話正好切入和引出了本次「兩會」的三大熱點，即「房價泡沫問題、三農發展問題和戶籍制度改革問題」。應當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GDP在以9%的均速迅猛增長的同時，中國的上述三大問題也在快速的發酵和累積。如今，這三大問題似乎積重難返，現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再一次創新騰飛和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它們也成為了中國最深刻和基本的社會矛盾與民生問題，攸關社會穩定、和諧發展的重大問題和亟待解決的新時期時代課題。在國際金融後危機時代的今天，在中國面臨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根本轉變的緊要關頭，這些矛盾與問題更顯突出，必須對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分配體制盡快加以務實改革與深化改革。
中央高度關切社會民生問題
當前，全社會最為矚目和焦慮的「房價、三農和戶籍問題」，都離不開一個重要的社會經濟元素——「土地」。因此，這三大問題的根子或焦點，說白了就是一個「土地資源配置與管理」的制度改革問題。「土地資源的配置與管理」制度的深化改革，最終必須回歸到中國經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最核心課題，就是盡快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轉變與經濟結構和體制、社會結構和體制的調整升級與改革轉型。由此可見，中央據此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把脈是準確的，中央指出的方向也是明確的。可以期待，「兩會」之後，中國必將掀起新一輪經濟社會轉型與改革的高潮。
因此，中國要抓住全球「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有序退市的契機，把握好國內外的有利戰略環境，乘「兩會」的東風，盡快啟動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的戰略部署，以社會民生三大熱點戰略問題為切入點，加快「土地資源配置與管理」和社會民生的體制改革、機制改革和政策安排。
加快社會民生的體制改革
一、加強中央和地方政府對國有土地資源的控制管理。首先，對房地產業要減少市場對土地資源的配置比例，加大政府配置土地資源的力度，加強中央財政對土地收入的再分配管理。
其次，要加大各級人大和社會輿論對土地資源的配置流轉、控制管理的監督。
其三，必須大力降低和轉變地方政府對靠出賣土地聚斂財政的嚴重依賴性，尤其要加大打擊和嚴懲土地出讓和房地產開發中官商勾結牟取暴利的腐敗行為。
二、「三農」問題必須從制度、體制、機制上加大改革的力度和進度。
首先，要加快農村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的改革，加速城鄉一體化和城鎮化的進程。有計劃、有管理和有引導地推進農民土地制度的改革，漸進並穩步地從開展試點到推廣實行農民土地個體所有制。
其次，要加快農業土地流轉有序化和市場化體制、機制的改革，加快農業生產合作化、股份化、規模化、現代化的發展。
其三，加快現代高效農業種養殖業和加工業的發展，加大政府補貼力度，提高農民積極性。
總之，三農問題，其實應是四農問題（即還應增加「農民工問題」）的根本和最終解決的必由之路，就是盡快而穩妥地推進並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
三、大力改革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是當務之急。
當前，國民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公平、不公正，已經成為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權利，牽動社會敏感神經，事關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經濟、政治、社會問題。收入分配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了，是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
首先，必須對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分配結構進行重大改革和調整。現行的分配制度和分配結構，不但同改革開放、經濟高速發展脫節，而且國家和企業尤其國企與民爭利，廣大人民沒有享受到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應得的成果。近些年，居民消費從較高的55％已下降到現今的35％，而國家外匯儲備已急劇地增加到2.4萬億美元。僅此而顯示出的國富民窮，也是不爭的事實。75％的老百姓都深切感受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強烈要求改革分配制度，由此而引發的社會不滿在與日俱增。毋庸諱言，中國已經存在和積累着嚴重的社會穩定隱患。分配制度不改革，民怨終難平。
其次，對當前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分配結構、分配機制、分配政策、分配管理等方方面面，所存在的問題、缺陷、弊端、障礙等，在改革戰略上要有清醒而精準的認識和把握，在改革戰術上要建立剛性的指標體系，在改革戰略方針上要樹立收入分配要與國民經濟增速掛鈎，國家和企業不得與民爭利，而是要讓利於民。須知，國富民窮則國難立，只有民富國強則國長盛。
其三，要降低政策性壟斷企業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要提高勞動收入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在增加城鎮居民收入的同時，要增加農民收入。尤其是要提高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在二次分配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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