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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最近幾年，隨着中國崛起的態勢和速度的發展，中國和西方世界的各方面衝突都時有發生。這不但見之於日常國際政治、經濟力量的博弈，也見之於雙方民間情緒的衝突。零八年北京奧運前後的中西雙方民間情緒的對立，以及散見於中西日常政治和經濟關係背後的雙方民意的誤解、衝撞和博弈，都向人們提出了一個深層的問題：究竟如何看待和應對隨着中國崛起而帶來的中西雙方心理秩序的調適？
東西方秩序調適：經濟、政治、文化和心理
從過去五百年乃至一千年人類歷史的縱向來看，中國崛起是給人類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心理秩序帶來重大衝擊的事件。過去千年，以五百年前的西方崛起和東方衰敗為標誌，東西方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出現了大換位。過去五百年，西方現代化給人類物質和精神寶庫做出了巨大貢獻，也使現代化幾乎等於西化的代名詞，而西方價值觀則幾乎等於普世價值的代名詞。這對於以中國為主要代表的東方民族是一個極大的民族集體心理的屈辱和挑戰過程。
一百五十年前，以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為標誌，東方開始了其現代化的艱難進程。遺憾的是，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原因，中國洋務運動全面失敗，日本明治維新則以物質層面的成就取得了基本成功。對中日兩個東亞民族而言，這是雙方首次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的調適過程。對東西方關係而言，這卻是東方現代化首次開始其歷程的標誌。只不過由於明治維新僅完成了物質現代化，而沒有觸及日本民族的精神現代化，因此日本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犯了民族精神世界的集體錯誤，也因此使日本遭受了民族現代化歷程上的重大挫折和倒退，也使日本在戰後被納入西方陣營。再加上日本雖然經濟實力全球第二，但畢竟在面積、文化等方面都屬於小國，同時整個亞洲地區二戰後依然整體落後於西方，因此日本現代化給西方帶來的集體心理衝擊的規模和影響都是有限的。
但中國崛起就完全不同。以中國的規模以及歷史和文化的悠久、深厚，中國崛起給人類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必將帶來劃時代的意義。如果說，五百年前西方崛起、東方衰敗是過去千年東西方秩序的首次調適，那麼當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當中國崛起在過去幾十乃至百餘年日本現代化和「亞洲四小龍」的基礎上開始發生時，人類歷史開始進入一個東西方秩序再次調適的新階段。當然，這個調適的進程才剛剛展開，其更為深層的效應和意義將在未來幾十年乃至數百年得以清晰化；現在開始的這個東西方秩序的調適進程，也必將不再重複五百年前東西方秩序首次調適的簡單、原始乃至野蠻和殘酷的外在表現方式；更重要的是，未來的東西方秩序調適，必將不再是一方絕對壓倒另一方，而是站在人類共同高度，謀求利益的合作和心理的平視。但東西方心理調適的內在邏輯卻是相同的，即被迅速追趕和漸趨趕上的一方漸有失落的感受，而迅速追趕的一方則又不自覺中產生自我膨脹。
因此，與相對表層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的調適相比，東西方心理秩序的調適是一個更為深層和微妙的進程；前者的內在邏輯和外在表現方式，往往會受到後者的不自覺影響和掌控。
西方世界的盲點和困惑
在這一人類歷史發展的關鍵環節，客觀審視和理性梳理東西方過去數百年的歷史及其導致的雙方心理秩序的現時狀態，就顯得十分重要和有意義。
就西方世界而言，過去五百年隨着其崛起進程的展開，西方經歷了工業現代化和現代文明從開始、成熟到幾經完成的發展歷程。人們俗話所稱的西方已進入「後現代社會」和「後現代文明時代」，即是就這一意義而言。過去數百年，西方實際上經歷了完善世界和完善自我的兩個過程。
所謂完善世界，是指西方以其現代化的進程和成果，使包括東方世界在內的全人類都為之受益；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化幾乎等於西化的代名詞，而西方價值觀則幾乎等於普世價值的代名詞，雖然有其不容置疑的荒謬和缺陷，但卻是過去數百年人類歷史發展的無奈結果。
所謂完善自我，是指西方現代化在物質層面上以工業現代化和對外掠奪開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幾乎伴隨了整個西方現代化的進程；但與此同時，西方在過去數百年也發展出了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理念，並使之不斷趨於成熟。二戰後，隨着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退居二位，自由、民主和人權開始佔據上風。雖然人們對西方以這些理念來實現其國家利益的戰略和策略有諸多批評，但誰也無法否認這些理念對人類精神寶庫的卓越貢獻。
問題是，一旦遇到中國這個龐然大物的崛起，西方原先的文化傲慢開始再度從深層浮上表層，而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價值觀則退居二位，其間的深層心理和文化原因十分值得探究。因此，面對中國崛起及其帶來的心理秩序調適，西方世界實際上面臨處於成熟與迷茫交織的「熟而未熟」的狀態，這對西方民族的精神世界（其中首先是西方的知識界）是一個空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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