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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粟透過展覽將中國藝術帶到歐洲。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陳蓓
工業革命後，法、英兩國先後舉辦了多次工業產品博覽會（博覽會，早期在中國被翻譯為「賽會」，帶有競賽的意思），雖說表面原因是促進國內和國際的商業和貿易，然而這以經濟掛帥的活動背後所涉及的是更複雜和更廣的歷史課題，其中如帝國主義、商品消費、展示文化（exhibiting culture）以及國家定義。在眾多博覽會中，最矚目和具普世性的是1951年由英國舉辦的水晶宮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該次盛會有三十二個國家參與，超過六百萬人次參觀。自始，各國都投入舉辦博覽會，以展現國勢，宣揚本國文化，其中以英、法、美國尤甚。
1855年法國為顯示其作為全球藝術中心的地位，特意在博覽會中展出超過五千件藝術品，其中過半數來自法國本土，以肯定藝術於博覽會的地位。自始，藝術品包括繪畫及雕塑便成為博覽會中的主要項目。其中如1855年的巴黎博覽會就展出當時藝壇兩位巨匠安格爾（Jean-Auguste Ingres）和德拉克洛瓦（Eug篺e Delacroix） 的繪畫作品（圖1）。然而，即使博覽會提倡展示最新的工業成就，但在藝術的範疇卻是背道而馳。一些前衛和新興的藝術流派被評審拒於博覽會的門外，如1878年的巴黎博覽會中完全找不到新興藝術印象派的蹤影。及至1900年的巴黎博覽會，激進的藝評人Roger Marx參與遴選過程，開始將前衛藝術包括在展品當中，此時西方現代藝術大師的作品方才得以走進博覽會的門檻。1937年，畢加索在巴黎博覽會的西班牙館展出著名的Guernica（圖2），藉此向世界提出對戰爭和高科技的控訴。
晚清時期，中國政府曾多次參與博覽會，在一股「賽會熱」中，報章亦紛紛介紹有關各地賽會的消息，更撰寫專文討論賽會，其中如《申報》刊登的《論博覽會有益於地方生意》及《論中國開設博覽會之益》等。可惜，這一股賽會熱並未像法國般將當代藝術引進博覽會，中國館中展示的畫作均不是當時藝壇的主流。然而，賽會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和展示文化卻對中國藝壇帶來深遠的影響。
1908年，一群商界兼文化界的名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品物陳列所」，並於《申報》發表該所章程。作為一所商用的陳列所，「中國品物陳列所」的主要業務是提供古玩書畫陳列展示和買賣的地方。另外，陳列所亦採用賽會的模式舉辦了首屆「中國金石書畫賽會」，是中國第一個以金石書畫為主題的賽會。發起人包括陸廉夫、哈少甫、倪墨耕、胡二梅、高邕之、李平書、毛子堅、狄楚卿等，都是活躍上海文化界的商人、畫家和收藏家。這個商家和畫家的組合無疑反映了該次賽會的性質是一個將藝術與商業結合的活動。賽會仿效國際博覽會的做法，先訂章程，廣徵展品，然後經過遴選，最後展出。在為期七天的展期，大眾只需付出三角的門券，便能進入愚園的展場參觀。賽會得到收藏家及大眾的鼎力支持，除被《時報》連續報道外，展期亦需延長。對大眾而言，這次賽會是難得的機會。作為私人資產的金石書畫，透過賽會的模式得以公開展示，為大眾提供了觀摩私人收藏書畫的機會，亦將展示文化引入書畫界。
1920年代時，留學日本和歐洲的藝術家紛紛回國，他們不單將西方的藝術觀念帶到中國，更將一些新興藝術活動引入藝壇，其中包括藝術展覽會。在賽會熱的影響下，加上海歸畫家的推動，藝術展覽會漸漸成為了中國藝壇中不可或缺的藝術活動。1919年，藝術團體天馬會舉辦了被譽為「繪畫展覽會的先聲」的展覽會，展品分四部：國粹畫、西洋畫、折衷畫和圖案畫。展覽得到廣泛的報道和注意，亦牽起了美術展覽會的風氣。1929年，第一屆全國美展在上海舉行。是次展覽由教育部舉辦，但參與籌劃和執行的都是上海藝壇的中堅分子。沿用賽會的模式，展覽先向全國徵集作品，然後成立評審遴選展品。由於展覽是全國性的，涉及國家和「中國性」(Chineseness) 等問題，所以在遴選過程中的重要考慮因素是如何甄選出具中國性的藝術品。綜觀展品，不難發現即使面對二十世紀初的批判，國畫還是以大比數成為美展的主角，相反新興的西畫只佔少數。這次展覽可以說是官方對國畫的肯定，縱使被指為不科學、不寫實和缺乏時代感，作為傳統的藝術型式，國畫在呈現中國性的功能上是遠遠超越西畫。全國美展後，國畫的發展得到肯定，美術展覽會亦蔚然成風。
二十世紀初，隨着進口展覽（import exhibition）在歐洲流行，各國透過輸出藝術展覽，在各地介紹其藝術成就的同時，亦展現民族國家的定義和在世界舞台建立國家文化的身份。日本除在博覽會中積極參與外，亦刻意標示出若干文化特質來建構「日本性」及「日本文化」，甚至透過輸出藝術展覽爭取其在東亞文化的領導地位。日本不單成為中國政治上的角力對象，在文化領域上亦成為中國的競爭對手。面對政治和文化的危機，兩位西化的藝術家劉海粟和徐悲鴻透過展覽模式將中國當代藝術帶到歐洲，目的是爭取國際對中國文化以及其在東亞文化的認同。有趣的是，兩位以西畫創作為主的畫家，均選擇以國畫為中國當代藝術的代表，他們甚至開始創作中國書畫。因此，毋容置疑，當藝術被搬上國際舞台，「中國性」和文化身份便成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最後，他們所舉辦的當代中國藝展取得成果，成功在歐洲多國建構了現代中國畫的定義。從賽會到藝術展覽，展示文化所帶來的反思是如何透過視覺展現建立文化或國家身份的問題。
上海世博即將開幕，是次參與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多達二百多個。各國透過展館建構其國家特性和文化身份。除國家館外，是次參與的更包括地方館，其中包括香港館。為配合香港館的展出，香港推出一系列的藝術展覽、音樂、戲劇等文化節目，藉此建構香港的文化身份。對於文化身份意識薄弱的香港年青一代，或許參觀世博是一個認識香港和尋找文化身份的好時機。（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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