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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
■尹鵬志
上世紀 80年代初，西方光怪陸離的各色思潮迅速湧入。卡夫卡、沙林傑、意識流、新小說、荒誕派，乃至後現代主義等都對中國文化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其中尤其以先鋒派受到的影響最為顯著。蘇童曾被不少評論家劃入先鋒作家行列，他卻說：「水與我的生命緊緊相關，我的鄉土是河流」。他的小說《河岸》採用童年視角，透過孩子的眼睛真實地寫出了現實的黑暗與命運的殘酷，為我們揭示了人類永恆的生存困境。
從「文革」結束至今，作家們對於這場民族悲劇的災難描寫往往嘗淺輒止。在《河岸》中，蘇童從荒誕入手，深入探究人性的嬗變。小說講述烈士的後代庫文軒父子，因為烈屬身份遭到質疑乃至被取消，他們的人生境遇也逐漸被那個小鎮的主流社會邊緣化。最終，在岸上人的討伐聲中，庫文軒背着紀念碑投河自盡。想像力是「荒誕」最重要的特質。因為一位剛畢業的歷史系大學生的一個輕率判定，即可讓他們的人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小說深刻地揭示出，「文革」是以對人性的粗暴踐踏和無情閹割為基礎的，其本質上可以以兩個字表述：「非人」，即不承認人是人，不把人當成人。
胡適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裡，「歷史」自然任人擺佈，並發揮着巨大的魔力。當傻子扁金用戲仿的方式亢奮地自我標榜的時候，我們不難感到這是一場由群氓製造的鬧劇。庫文軒說：「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謠言」。向陽船隊的人們家家的歷史都不清白，因此沒有謠言，卻有了階級鬥爭之外的一種質樸與善良。一個瘋狂的時代會把每個人變成瘋子，整個油坊鎮成了不可理喻之地。然而，一群局外人在河流上守望自己的命運，在被安排的生活之中，人們只能以沉默和冥想來應對。
苦難歷來是文學創作的重要母題。蘇童從個體的泯滅入手，探究封建專制主義對人性的戕害。翻開所有人類歷史的記錄，同古斯塔夫．勒龐所言的那種自覺個性的消失以及「烏合之眾」的趨同化的集體心理一樣，民眾在參與歷史的篡改時，完全是出於一種積極主動的心理選擇。當「烈士遺孤鑒定小組」來到油坊鎮，庫文軒便遭遇了空前的身份危機。人的命運掌握在「組織」手中，個人的痛苦淹沒在巨大的喧囂之中。兩代「兒子」是兩代人，庫文軒喪失了個體意識，而庫東亮並沒有喪失個體意識。因此，庫文軒成為岸的逃離者，而生活在船上的庫東亮卻渴望回到岸上，因為只有在那裡才能找到自己的根，找到母親。庫文軒的悲壯謝幕，正是中國社會祛魅的徵兆。
上個世紀後半葉，我們在改革的旗幟下對「文革」的清算是不徹底的。我們就是帶着這樣的「未完成性」進入到新世紀。然而，時代洶湧的慾望浪潮成為我們新的敵人，專制主義的幽靈在澎湃的市場經濟之中借屍還魂。在這樣的背景下，知識分子隊伍急劇分化。一些知識分子成為慾望時代的同謀，一些則選擇了退守和防禦。蘇童打着「荒誕」幌子重塑歷史的荒誕。小說傳達的重點不再是反思和批判，而是具備大胸懷之後用個體意識、個體的擔當來看待歷史，用健康的心態構建我們歷史中遺缺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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