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羊璧
我在清理存書。有兩本《中國報告文學叢書》（長江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拿上手，不禁翻閱下去。其中一本，收輯了一九三六年的一次有特色的全國徵文：《中國的一日》。
那一年，茅盾知道高爾基有個輯集《世界的一日》的動議，覺得很新鮮，很有意思。就決定在中國向全國徵文，題名《中國的一日》，在年初時登出徵文啟事，定的徵文是寫五月二十一日。到六月上旬，收到全國各地共三千多篇稿件，經過精選，輯成一書。這本書不能太大，字數限在五十至七十萬，定價不能超過一元六角。
現在，輯在《中國報告文學叢書》第三分冊中的，又只是一部分。作者來自多個省份，還包括香港。
這就特別引起興趣了。很想看看一九三六年的香港，五月二十一日這一天，發生了甚麼事情？
這一部分，收了韜奮等的記事八篇。
韜奮是著名的文化人，當時在香港。他寫了《匆匆過去的一天》，先從香港到底是不是中國地方說起。香港是中國的地方，所見的警察、電車售票員、拉黃包車的也是中國人。「這樣道地十足的中國人所建造的中國的環境，為什麼不該是中國的呢？」不過，這地方「也不無一些異樣」，例如電車站上的牌子「寫着什麼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的似通不通的奇異的華文句子—譯自英文Car stops here if required」。
這是一般現象，二十一日那天有，別的日子也有。韜奮寫的是五月二十一日那天他家裡的一件事：他太太在醫院做了手術，晚間如僱一個看護照料要八塊大洋。太貴，實在請不起，只好自己做。累極了，但「白天還要趕出去料理籌備辦報的事情」。他乘電車時見到墳場有「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句子，可知當時他去的是養和醫院。
又一篇作家柳湜的《五．廿一在香港》，提到當時胡適博士說香港是「南方的文化的中心」，他不以為然，認為「目前的文化是落後的，它恰恰代表了殖民的文化，……但我並不因此對它的將來就加以否定。」柳湜描述了市面的一般現象，「有幾種中型小型報紙，談的是：三妹、五妹、女茶房、名花飄零、綺霞的風流趣史、舞星徐卓華的起居注、澳名花蕭玲近況」。還有，一檔賣綢小商販的招紙寫：「賣得笑，一元十四碼」。他覺得「幽默得近於傷感」。在那時，一元買十四碼綢，大約是在大割價吧。這種幽默，似乎現在也有，叫做「笑蝕」。
鍾大道的《在香港》一文中，紀錄當時的人口：「全部人口照當地政府的統計：在一九三四年尾，總數是九十四萬四千四百九十二人，其中華人為九十二萬三千五百八十四人」。這個統計數字倒也難得。
署名曙光寫的《一個殘廢工人》，記下一個討飯的青年，他的「面貌、衣服、態度都不像一個乞丐」，但不得不求乞，他說：「我原是個城門水塘的建築工人。因為炸石，給石塊傷了大腿，……已成跛子，不能工作了。」
從當年這幾篇香港記事看，今天的香港和那時的香港，變化當然不小了。香港現在不再是殖民地了，黃包車消失了，最窮困的階層也可以有「綜援」；但有些特點還是存在的，半中半西的文化現象仍然存在，報紙傳媒仍然愛大爆風流趣史。
粗讀一遍當年的《中國的一日》，那是一九三六年，日本侵佔了東北，正在威脅華北。因此，有「報國欲死無戰場」的呼聲，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那時必須以××代替具體的國名）。好在，這一切都過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