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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生產線上的工人。 網上圖片
陳曉鳳
最近深圳富士康多位員工連續跳樓的事件讓人震驚，也引人深思。
跳樓者都是80、90後的年輕人，他們被喻為在蜜罐中長大的一代。是甚麼樣的壓力，才讓青春如花的他們感到生命成為沉重的負擔？
前輩如何耐活
不由想起了我們那代人曾有的青春恐懼。當年我在兵團興凱湖農場當大田工時，迷茫的情緒如瘟疫般籠罩着人們。連裡有個英俊高大的北京知青，性格平和，為人熱情，在知青中很有人些人緣；可在一天黃昏將逝的時分，人們還在等着他吃食堂打來的晚飯，他卻悄悄在一間小小的雜物間了斷了生命，時年20歲左右。他被知青們默默地安葬在連隊附近的小黑河邊，從此靜靜安息了。
大家分析他自殺的原因：一是因為返城無望，二是因為得了肝炎，三是被初戀女友拋棄。後者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那時知青已經下鄉多年，成不了家，返不了城，人人感到前途渺茫，但在有幾十萬知青的東北兵團，自殺的也僅是極個別，更多知青選擇了接受命運，大不了就地成家當一輩子大田工，與森林、原野為伴。
也曾去農村插隊，那時農民一年到頭見不到幾個錢，年年月月的臉朝向黃土背朝天，飯永遠是蔥、蝦醬和玉米貼餅子，可也都樂呵呵的。方圓多少里的村子裡，也沒聽說誰因為窮和累去自殺。因為家家日子都差不多，也因為太陽下土地的芳香，清澈小河邊的蛙鳴蟬噪，那些都撫慰了農民的心靈，喚起生命的快樂。
插隊知青的生命力更頑強，即使一天就掙幾分錢工分也拚命活着。窮極了就偷雞摸狗，摘果子、挖胡蘿蔔，就扒煤車回家。一次去山西探望插隊的哥哥，見他們那兒知青吃飯都用小盆，裡邊裝着有多半糠的高粱飯。可哥哥每天依然按時練氣功和讀書，跟討飯歸來的老鄉說說笑笑。知青雖苦，但生活在希望和友情中。
後來回城進廠，當了生產線上的工人。那時中國企業已初步複製了福特大生產模式，生產線上都是步序工。工人日復一日重複着卓別林式的動作，很多人同位體勞動幾十年。無限複製的日子令人窒息，但也沒聽說哪位工友有自殺的念頭，因為生產線上的勞動，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那時有句口號：「8小時之外，是我的自由！」
很多工友8小時之後才開始真正屬於自己的生活。有的去讀業餘大學，有的去自家裁縫舖幹活兒，有的去學唱歌跳舞。更多的人，則是去享受平凡的小日子。下班後騎車出了廠門，看着沿街的景致，回到胡同深處的大雜院裡，烙張蔥花餅，做碗豆腐湯，有滋有味地與全家一起吃了，然後去和街坊下棋打牌侃大山。無論那個家多麼狹小，終究是他的根；在那兒他能做回自己，而不是機器的附屬件。哪天他幹不動了，還有法定的退休金可拿。那時工人的幸福感，渺小而偉大。
僅是勞苦、單調與前途渺茫，都不足以讓人輕生，如果生命的支點是多元化的。
脆弱的生命支點
觀察一下發現，雖然富士康自殺員工的最終原因不同，但一元化的生存環境，是他們的共同背景。
如果讓一個人年復一年每天8小時重複同一個動作，全部生活內容就是從集體宿舍到生產線的兩點一線，收入僅夠維持人力再生產，又看不到其他出路，難道任何血肉之軀能感到幸福嗎？更可怕的是，很多出身農村年輕人已無退路。他們家鄉的土地或被徵用或被拋荒，田園被環境污染得如垃圾場。他們從小就知道種地最苦，父母掏全部血汗錢讓他們讀書，為的就是逃離土地。他們決絕地逃到城市，卻發現同樣是虛無，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裡。
人生幸福感需要的親情、友情、歸屬感，大自然的撫慰，這些都是新生代企業員工最缺乏的。所以，在高效的生產流程設計上，單調勞動帶來的疲勞即使生理還能承受，卻已逼近人的心理極限。富士康公司每平方公里內密集地生活工作着十幾萬員工，由於倒班及人員流動性，工人與工人之間卻是熟悉的陌生人，缺乏友情的生長空間。
他們是外地打工仔，沒有親人在離廠區不遠的家等他們回家吃飯，下了生產線他們只能回宿舍，那兒不過是睡覺以勞動力再生的另一種工具，他們寧願加班而不是在宿舍浪費時間，沒有親情撫慰他們。與很多中國民企一樣，員工在富士康只是個體，與企業的關係就是出賣廉價勞力。當機器榨乾他們的青春之後，對企業就不再有任何價值。沒有企業歸屬感在激勵着他們。
當工人被設計為工具時，大生產節奏也是一種專制。人與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其他統統不存在，人自身也異化為機器。在量化管理的當代企業，友情、愛情、信仰等全是奢侈物。
發達國家早在反思大生產的弊病，由此產生了柔性的豐田生產方式：包括輪崗，鼓勵創新，當質量有問題時有權拉鈴停線等，讓一個裝配工也能產生工作成就感。而一個福特公司的裝配工，也可能持有公司的股份。福特公司在薪酬設計上，甚至考慮到讓福特企業的工人也能買得起福特汽車。
中國民營企業也已有成功的企業文化實踐，在浙江萬向集團，一個三年連續評上先進的員工，就成為企業永久員工，退休後可拿工資的100%。員工在企業有學習、進修、上升的機會，也有機會在當地成家。企業發展需要的簡單勞動者，更需要大批高素質和有創造性的員工。有進取心的員工在企業有機會上升，甚至成為百萬富翁。當地農民企業家創業，一個重要動機就是改變鄉親的命運。
然而再優秀的企業文化，也不可能代替社會來行使對公民的所有責任。千萬被機器劫持的中國打工仔背後，是快速城市化運動中農民的飄零，公民生存資源的短缺，貧富差距產生的心理陰影，中國企業在世界經濟鏈中的末端位置，信仰的缺位，還有不再僅滿足溫飽一代人的徬徨。
與目前中國企業的平均收入及員工待遇相比，富士康遠不是血汗工廠，更不是黑煤窯。但富士康卻不幸富集了碎片人生的諸多因素：一個龐大、年輕而迷茫的員工群體，面對逼仄的發展空間。深圳是個能深刻體驗社會變革的地方，有強者的機會，也有弱者的無奈。一個利潤至上的時代，能帶來表面繁榮，卻未必能帶來更多幸福。
說富士康員工被機器劫持，不如說是被一個急功近利的時代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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