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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羊璧
一位朋友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段祺瑞這個人是忠是奸？
朋友大概讀了我的一本小書《近代百年波濤》，在這裡面，我簡單地說到北洋軍閥內部也有矛盾，段祺瑞學了袁世凱的一些手段，用來反對袁世凱。也許令人由此想，袁世凱是大奸，段祺瑞反對他，那是不是也有點「忠」的成分呢？
這只是一個形式邏輯的推論，也有趣。
段祺瑞本是袁世凱的一名大將，後來袁世凱要稱帝，大將馮國璋、段祺瑞卻與他有矛盾，不聽話。段祺瑞是陸軍總長，握兵權，各地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時候，袁要段祺瑞擔任征滇（雲南）軍事統帥，段祺瑞就學着袁世凱以前對付清廷的態度，老是說「宿疾未癒」，不出來。他是袁世凱的好學生，連耍花樣的招式也學個十足。
不過，怎麼說都好，這只是個人層次上的忠奸。如果我們要正面討論忠與奸，那自然先要確定一個前提：對國家、民族、大眾的忠才是忠。在這個大前提之下，答案簡單：段祺瑞與整個北洋軍閥，都是奸。
辛亥革命以後，滿清的帝制已經推翻了。但是孫中山的力量仍未足以真正建立起一個民國。當時掌握着軍事實力的袁世凱冒了出來，受到外國政府的支持，（一九一三年，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與袁世凱簽訂《善後借款合同》，借款二千五百萬鎊，以鹽稅作抵押。袁世凱的投靠外國勢力，此為一例），對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施加壓力。終於孫中山只好讓袁世凱做臨時大總統。開始了北洋軍閥統治的時期，同時，各地方性的軍閥也活躍起來。
軍閥統治的時期不算長，從一九一二年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到一九二七年北閥軍勝利，不外十五年左右，在歷史角度來看只是一瞬，但是軍閥之間的互相爭奪、分合，卻異常複雜，各出手段，如果用來說故事，是一本大書。其中也有說不盡的反覆奸詐的故事。在個人關係上，甲對這一個「奸」，同時可說對另一個「忠」。不過對國家人民來說，都不忠。
說段祺瑞不「忠」，在他執政的時候，就有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九二六年三月，國民軍北閥期間，日本軍艦在天津大沽口炮轟國民軍陣地，甚至聯合英美八國援引《辛丑條約》（一九○一年列強各國與清廷簽訂），向段祺瑞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防務（日本軍艦炮轟大沽口時，被國民北閥軍擊退）。這時北京群眾萬餘人在天安門集會，要求段祺瑞政府「駁牒」、「逐使」，反擊外國干涉。當群眾遊行到執政府門前時，就被段祺瑞的衛隊屠殺，死四十餘人，傷一百多人。這件事史稱「三一八慘案」，這就是段祺瑞的真面目。在這關鍵時刻，他對帝國主義是如此之忠，對人民如此不忠。
人們喜歡討論「忠」「奸」，多半恐怕是受戲台上忠奸臉譜化的影響，臉譜化其實是把複雜的生活簡單化。
一般來說，一個人如果手段多，善權變，就會被認為是奸。但這是處事方法上的奸，不是根本大立場的奸。像曹操，這個人其實一生沒有對人民幹過甚麼壞事，但他在具體處事上多詐變，就在戲台上被當做大奸的代表，可以叫一聲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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