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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韓東新著《知青變形記》
文：葉 雷
韓東在談文學與歷史的關係時說：「作家、文藝家的歷史，因其方式是情感、故事的，更能進入大眾的欣賞視野，也更能形成關於歷史的氛圍、概念」。久而久之，「戲說不僅是戲說，同時也固定了人們對這些歷史時期的標準想像」。因此，他認為：「一個小說家，有責任連接歷史與想像，連接真實與虛構，在二者之間架設一座交匯的橋樑」。這既是韓東寫《知青變形記》的初衷，也是我們最好的導讀。
韓東寫小說，和現在的網絡小說家不一樣，他求的不是「字數」和「點擊率」，依靠的不是天馬行空的想像。韓東從不把寫小說視為「個人表情」，而是視為「歷史表達」，所以在他的小說裡，很難找到跌宕起伏、攝人魂魄的情節。就像《知青變形記》一樣，本來敘說了一個非常具有傳奇色彩的故事，但韓東硬是幾易其稿，把傳奇故事變成了「娓娓」道來。
別小看韓東的「娓娓」道來，真實的人性、變形的靈魂便隱藏其中。讓你在看小說的時候，心裡總有一種歷史的厚重。不僅是情節吸引你，更是思想讓你欲罷不能。一口氣讀完《知青變形記》，你並不能輕鬆地合上小說，腦子裡忍不住想：城市大學生羅曉飛為啥就一夜變成了農民？非常荒唐的「姦牛犯」怎麼就成了鐵案？活着的羅曉飛怎麼又變成了死去的范為國？范為國去給羅曉飛上墳又意味着什麼呢？……
《知青變形記》中羅曉飛、邵娜、大許三個知青，究竟是誰在變，變形的又是什麼？表面上看，可能寫的是主人公羅曉飛的身份之變，大學生變知青、知青變「姦牛犯」，「姦牛犯」變范為國，范為國變市民。實際上，只要小說家稍稍具有那麼一點歷史責任感，小說的主人公就絕不會是一個簡單的個體，而是代表特定時期的一個集體群像。韓東之所以在知青題材的小說和影視幾乎氾濫的背景下，依然要寫《知青變形記》，就是要努力展示知青故事背後的人性真諦，揭示特定的歷史圖像和密碼。
在那個特定的年代，知青運動發生的認識原因，是知識青年需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因為農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現實成因則是行政力量和政治動員。席勒說：「只有當人在充分意義上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是完整的人」。看似不強調人性的知青運動，恰恰給了「人在充分意義上是人的」機會，很好地表現了「完整的人」。
在羅曉飛、大許與邵娜的三角情感中，大許看似卑鄙無恥的做法，大許與邵娜最後的結合，即使放在當下，發生的幾率也是非常大的，因為它是合乎人性的。變形為范為國的羅曉飛，與寡婦繼芳的火速「交配」，看似不合理，但只要從羅曉飛極度壓抑的角度思考，還有什麼比「交配」更能釋放這種壓抑呢？只要想一想宗族傳統依然存在、廣大婦女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歷史環境，繼芳「被不寡婦」，繼而配合羅曉飛「交配」生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馬克思早就說過，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真實的人性並不一定是合理的人性。在《知青變形記》中，社會主義提倡的新型人際關係完全淹沒在了變態的社會關係之中。「本我」變成了「非我」，「自我」變成了「他我」，「超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完全消失了。也難怪范為國在給羅曉飛上墳時，喊出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古老箴言，是歎惋，更是醒悟。人性是最現實的，人的本質卻是扭曲的，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歷史圖像，這就是「變形」的真實含義。
關於知青歷史與知青文學，韓東直指問題的核心：「不是知青的歷史不夠深刻，而是我們的文藝作品浮於表面。不是知青生活不夠複雜、沉痛，而是我們的文藝過於簡單、天真了。」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在我的眼中，《知青變形記》確實重現了知青生活的複雜、沉痛，道出了知青歷史的弔詭、悲悵和百感交集。
（《知青變形記》 韓東著 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定價：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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