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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與其他王朝相比，宋朝對言論的禁錮不太厲害。《曲洧舊聞》曰，因為宋仁宗提拔張堯佐事，包拯上殿直諫，情緒激動，吐沫橫飛，濺了仁宗皇帝一臉唾沫星。而老包毫不多想，照樣慷慨陳詞，直到皇帝將錯誤任命「罷之」乃止。有官位的人如此，一般的士人，言論也比較隨便，鄆州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提起此類事情，一些人頌揚有加，甚至以民主之氣稱之。
實際上，宋代的這些自由，與那個皇朝制定的管理政策，與龍椅上帝王的個人品行都有關係。在專制社會的諸多事例中，有些東西粗看與新事物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比如宋朝的決策過程、君臣關係等等，和現在常說的民主容貌有點像，卻難說是一回事。看到一點不及其餘，盲目肯定、盲目否定，無異於手握鋼刀，衝入古代社會，對古人任意殺戮。
宋朝帝王，奪取天下的手段與其他王朝不同，基本是「和平過渡」。說「基本」，是指趙匡胤坐上龍椅沒有費太大的事兒，沒有像某些人那樣，為了一把皇椅要進行多年的戰爭。據說趙匡胤在似醒未醒的時候，部下已把黃袍披在他身上了，稀裡糊塗的做了皇帝。雖然這是誰都不信的鬼話，但在後周的點檢公署，趙匡胤面對范質等後周輔國大臣還是持這種理由，辯說自己受周世宗厚恩，如今被六軍所迫做了皇帝，慚負天地。後來的事不必說了，趙匡胤在崇元殿舉行了禪讓儀式，讓後周小皇帝主動把帝位讓給他。不過，趙氏為這個皇位雖然並未大開殺戒，沒有可以漂櫓的血，但仍有後周人的鮮血流淌在周圍，也有孤兒寡母浸滿辛酸的無奈。所以說「基本」二字省不得。
趙匡胤所處的是一個崇尚武力和兵權的年代。他能坐在皇帝的寶座上，與他是後周的高級將領有直接關係，更直白一點說，趙匡胤手中的兵權，是指引他走向皇椅的明燈。宋朝替代後周不久，趙匡胤就對典領禁軍的將領進行了大調整，對擁兵自重的藩鎮，削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解除藩鎮權力。這位皇帝比一般的人更清楚軍事力量對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決定意義，假如他自己不是後周的殿前都點檢，哪裡能夠那般輕鬆發動兵變？從根兒上說，宋朝皇帝不認為文人寫幾個字、罵幾句街就可以把國家斷送掉，而是重用文人。
北宋葉夢得在《避暑漫抄》中談到宋太祖的「祖宗家法」云：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屆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獨一小黃門不識字者從，餘皆遠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變，門皆洞開，人得縱現。碑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朝統治者不像其他王朝那樣對文人處處提防，最主要在於趙匡胤認識到，軍權可以對政治起決定性的支配作用，異己的軍事力量對皇位構成的威脅極其巨大。相反，文人的筆倒沒有什麼可怕的。對武將的擔心和提防，客觀上使宋朝文人的生存環境得到了改善。據王君玉《國老談苑》云，有一次趙匡胤設宴，翰林學士王著乘醉喧嘩，太祖命人好生扶出。王著不肯走，移近屏風，掩袂痛哭。左右人硬把他拽了出去。翌日上朝，有人啟奏：「王著逼宮門大慟，思念（周）世宗。」要求對王著治罪。太祖說：他不過是一名酒徒，世宗時我就了解他。何況一介書生哭世宗，又能怎麼樣呢？啊呀呀，倘若王著生在別的王朝，不知道要被滅掉幾族呢！
趙匡胤的對文人的寬容，乃是他的治國方針決定的，其中也包括對相權的分割。趙匡胤把原先的相權一分為二，分為中書和樞密院，號稱「二府」，並且不時找機會折辱宰相們一番。比如，宋代以前，宰相和皇帝一起議事時，皇帝要賜茶看座。據說，有一天，范質等人議事時還坐著，宋太祖說自己眼睛昏花，讓他們把文書送到他面前，等到想再坐下的時候，座位已經被撤掉了，只能站著議政。從此宰相站著論事成為慣例，成為制度。有學者說，宋朝宰相的權力大於以前的朝代，這一方面說明學術研究很難某個人或幾個人一錘定音，另一方面也說明不同的視角可以引出不一樣的結論。但不管宰相的權力小了抑或大了，都是趙匡胤出於加強統治基礎的目的，有意設計的治國方略。
可能趙宋皇帝們嘗到了這樣治國的甜頭，宋朝後代帝王都執行了太祖的文化政策。宋朝的士大夫，基本不必多慮「禍從口出」，不論是居廟堂之上，還是處江湖之遠。宋仁宗景祐年間，四川有一位書生給成都知府獻了一首詩，其中云：「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認為這是公然鼓吹、煽動造反，把他縛送京城，交給皇帝懲治。宋仁宗卻說：「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不厘事務，處於遠小郡。」歷史上提倡仁愛的帝王不少，但大多停留在口頭上，到了真正行動的時候，那「仁」，那「愛」，就飛到爪哇國了。仁宗確實稱得上「仁」，能夠如此理解老秀才心底私密的皇帝雖不能說絕無僅有，恐怕也不多。更多則是，先給獻詩者戴一頂「謀大逆」的帽子，然後對著他的脖子舉起鬼頭刀，「冸嚓」一聲。於是，結案。清朝「十全老人」乾隆大帝，就是用這類鐵腕打擊詩人的。
宋仁宗對這類事情的處理方式，我們不能單純從他個人品性的視角去看，最好看到他堅持祖宗之法的堅定性，從鞏固趙宋政權深邃目的去關注此事。後人談及此事之所以歡呼雀躍，是因為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太多的、無意義的殺戮，宋仁宗思考的角度充滿「特色」。《宋史》記錄了他與大臣郭申錫的一次談話。仁宗說：「近世士大夫，方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卿勿為也。」我們姑且拋開鼓勵臣下直諫的這層意思，只說「指陳時事」，仁宗對人性的理解就不一般。實際中，不是什麼人都想推翻皇椅，講一些不中聽的話，有些人本為皇帝好，但拙於表達，有些人則為求得官祿。這正如有人喜講甜言蜜語一樣。歷史上的大奸大惡，既有高唱頌歌的「喜鵲」，也有常做義憤填膺狀的「烏鴉」。讚美和貶低，懷恩與怨嗔從來也不能成為評估一切的標準。
宋朝因為詩文導致的文字獄也有，但畢竟沒有傷及更多的人，與後世比較起來也不慘烈。這在皇權至上的專制社會幾乎可以唱讚美詩了。
《宋史》評價宋仁宗說：「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誠哉！
仁宗不是有意識的變革者，但他有自己評人論事思路和標準，對人有不同於以往的認識。可惜後代「矯其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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