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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在當前美國二次量寬貨幣泡沫肆虐全球的陰霾之中，香港產業與經濟的變革轉型顯得更為迫切。因此，作為大中華經濟格局中的重要成員，香港已不能置身度外，必須敏銳洞察「十二五」規劃所帶來的啟示，充分把握國家經濟轉型戰略所賦予的變革契機，加速完成香港產業與經濟的流程再造。
今年10月18日於北京閉幕的中共中央十七屆五中全會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該建議的核心思想就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推進中國產業、經濟、社會和民生的根本轉變與轉型，實現經濟、社會與民生的包容性、可持續、協調發展，及國家與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在當前日趨複雜、風雲多變和充滿挑戰的國際經濟與政治環境中，求新、求變的轉型思維正是黨中央、國務院順應國際形勢的變化，結合中國自身的發展實際，為確保我國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持續繁榮，及國家與民生分享繁榮的前瞻之舉。
近期，「十二五」規劃正在緊鑼密鼓的綢繆制定之中，她將奏響中國未來5年，乃至今後30年產業與經濟，社會與民生的戰略轉型序曲。也必將給香港這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中國行政特區帶來更多的思維衝擊和變革契機。
「十二五」為港帶來衝擊和契機
香港近32年的發展，跨越了港英殖民管治與回歸祖國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獅子山下的精神曾經演繹了香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輝煌與中國東方之珠的神奇。然而，隨著全球產業三次分工的來臨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香港經濟也經歷了劇烈的起伏跌宕，並承載了太多的轉型衝擊。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全面確立了「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大政方針，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建設轉向「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鄧小平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加快了祖國東南沿海城市的開放和經濟特區的建立。為香港傳統輕紡加工和電子製造產業的後移，及產業鏈的初次延伸創造了機遇，從而提升和強化了香港金融體系與服務貿易，形成前店後廠的格局。同時也因為產業移植的空洞效應，而衝擊和滯礙了香港實體產業的發展與經濟轉型。1997亞洲金融風暴的突襲，使香港快速陷入經濟泡沫和6年嚴重通縮的危機。
回歸之後的香港，繼續陷入艱難的轉型陣痛，2003年沙士風暴又給香港服務業帶來嚴重衝擊。在中央政府啟動「赴港自由行和CEPA」等助港經濟政策的鼎力支持下，香港經濟得以強勁復甦。隨著香港股市和樓市又重現引領經濟繁榮的強勁上揚，人們不覺驚呼「香港產業價值還未完全重建，香港經濟轉型也並未真正成功」。2008年9月世紀金融海嘯的衝擊和2009年3月全球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刺激，再次展示了財富增值效應仍為發展動力主軸的香港經濟軌跡。香港經濟要想徹底擺脫隨國際資本市場上下波動的盛衰周期循環，就必須盡快實現價值產業的重建與經濟根本轉型。這也正是全體港人在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宏觀戰略佈局中應認真思考與積極尋求香港經濟角色變革定位的重要議題。
把握國家轉型 完成產業再造
在當前美國二次量寬貨幣泡沫肆虐全球的陰霾之中，香港產業與經濟的變革轉型顯得更為迫切。因此，作為大中華經濟格局中的重要成員，香港已不能置身度外，必須敏銳洞察「十二五」規劃所帶來的啟示，充分把握國家經濟轉型戰略所賦予的變革契機，加速完成香港產業與經濟的流程再造。
首先，「十二五」規劃綱要的「科學發展與分享繁榮理念」啟示香港必須變革社會發展思維，應以全力發展經濟為中心。持續繁榮、健康的經濟是政府穩健施政的保障，是推進社會改革和改善民生的前提。沒有經濟的發展，一切如無本之木和無源之水。因此，香港社會要加快發展思維的變革，要齊心協力抓好「十二五」規劃的機遇，減少政爭和分化，形成合力，大力發展經濟。
第二，「十二五」規劃中立足於順應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變化的前瞻戰略構想，也啟示香港政府應變革施政管治思維，應建立「小政府，大市場」的宏觀經濟構想。政府的施政報告應改變以往「應急或派糖」的短期行為，應制定3至5年的中長期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並將香港產業與經濟的發展，同國家或區域的經濟戰略佈局有機銜接。
第三，「十二五」規劃綱要還啟示香港，要順應國際形勢，加快產業變革。隨著後金融危機時代來臨，香港應緊緊抓住大中華區域產業價值鏈重整的機遇，充分發揮利用自身國際都會、法制先鋒、亞洲金融和航運中心的傳統優勢，加速科技創新、資訊服務、國際金融服務和人民幣離岸中心、國際教育中心等產業高端的整合，盡快建立完善高增值的現代服務業體系。同時，要利用好西部大開發和「9+2」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的契機，推進以香港現代節能、環保、科技研發為產業龍頭的多角化產業價值鏈的內地延伸，共同分享祖國經濟與社會健康發展和持續繁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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