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研棋 國際問題觀察員
亞格蘭先生當過挪威的大官，首相、外長、議長都幹過，現在是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假如能請到他來參加咱們的「開心辭典」，我想給他出道選擇題：「請問亞格蘭先生，主張『中國實現現代化需要西方再殖民中國300年』的中國人是誰？A汪精衛，B曹汝霖，C劉曉波。」
如果亞格蘭先生選擇了錯誤答案A或B，那麼我認為他很可能是個老糊塗。因為如果連劉曉波如此「瘋狂」的主張都不知道，就草率地把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他，豈不是荒唐？
也許年過六旬的亞格蘭先生太忙了，沒時間去了解情況，沒關係，考慮到「幫助老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來幫助他了解一下。
劉曉波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只是北京師範大學一名默默無聞的教師，經過在挪威奧斯陸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番遊歷後，似乎取到了「快速成名法」的真經。他先是扮演文壇先鋒，以當時還很「潮」的「罵名人」方式在文壇躥紅，然後又專程從國外趕回來參加1989年北京的政治風波，著實「風光」了一陣。
劉曉波沒有資格得獎
然而，劉曉波的「好景」不長，中國不僅沒有像他期望的那樣被「分成18塊」，反而在上世紀90年代進入十多年的快速發展期，而這十多年卻是劉曉波的沉寂失意期。這期間他唯一做過並且擅長的就是攻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其中最轟動的就是發起並起草改變中國現行社會制度的所謂「憲章」。2009年12月，劉曉波被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
了解了劉曉波的基本情況，我想問亞格蘭先生，如果違反了中國法律的人都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是不是慫恿大家別把中國法律當回事？那中國的法治社會又從何而來呢？
再回過頭來看那道選擇題，如果亞格蘭先生選擇了正確答案C，那麼除了說句「恭喜你，答對了」之外，我等中國老百姓心裡就要犯嘀咕了，「知道這些你還給他頒獎？那不是別有用心嗎？」
先來看看，亞格蘭先生給出的理由，那是相當的冠冕堂皇，什麼「長期以來為改善中國的根本人權狀況而作出非暴力努力」。可是劉曉波為中國的人權進步到底做了什麼實質性的貢獻？不過鼓噪一些「西化」口號，投西方人之所好而已。回顧歷史，自從1901年諾貝爾和平獎設立以來，中華民族經歷了多少危急的關頭，在中國積貧積弱，人權狀況糟得一塌糊塗的時候，其間湧現出多少為和平而反殖反帝的英雄，為什麼他們不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在中國日漸強大，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人權狀況日益改善時，亞格蘭先生們就看不懂了，不適應了，開始折騰中國了。
說穿了，這是西方人自身長存的優越感在作祟。亞格蘭先生們一邊享受著廉價中國商品帶來的實惠，一邊不痛不癢地表達著對中國人權的關心。對於中國，他們可以憐憫，可以同情，但絕不能容忍自己的國家在經濟復甦的邊緣掙扎時，中國卻以每年8%以上的經濟增速強勢崛起。對他們而言，「西方主導，東方順從」的國際原則是不容挑戰的，所謂的「改善中國根本人權狀況」就是「中國要走西方的路，幫西方做其想做的事」。
或許我們可以從一些頒獎「前例」看出些道道來。在蘇聯與西方競爭最激烈的1975年，諾貝爾和平獎適時地頒給了蘇聯的異見人士薩哈羅夫。而當蘇聯倒向西方的時候，諾貝爾和平獎則及時送到戈巴契夫手中，難道戈氏獲獎是因為他直接搞垮了蘇聯嗎？
把諾貝爾和平獎拖向了失敗
再看近幾年的授獎情況，2009年和平獎給了奧巴馬總統，有媒體評論稱，「這五人如此露骨地拍奧巴馬馬屁，不少美國人都為此感到噁心。」2007年給了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有學者感嘆，「一個不懂氣候變化問題的政客卻因為氣候變化這個學術問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像不像「不想當廚師的裁縫不是好司機」之類的無厘頭。
李敖說，「大家大多只知不良少年，卻忘了還有不良老年。不良少年的問題都是不良老年引起的。」可悲的是，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已淪為一幫不良老年的聚集地了，他們成功地把諾貝爾和平獎拖向了失敗。
諾貝爾和平獎設立的初衷是授獎給「為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各國友誼，推動裁軍以及為召開和宣傳和平會議而努力的人」，如今卻在政治化的路上迷失了方向，已經忘了當初為何而出發，也許以後應改走娛樂化的路。就像過氣的肥皂劇需要緋聞明星來吸引眼球一樣，亞格蘭先生們每年都可炮製一些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的情節，搞笑也罷，離奇也罷，權且作為你我茶餘飯後的談資，一笑而過，不必較真。
只是這樣對諾貝爾太不公平，這位一生勤儉節約，有過無數發明的科學家，留下了920萬美元，創下了這馳名多年的老牌子，就這樣一次次被意識形態的大錘給砸了，不知九泉之下的他將作何感想。
（本文轉載自《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