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全浩 香港浸會大學教授
某些只知西方文化的香港傳媒、專欄作者及其他人士，成為西方勢力的擁護者。他們抱著自己是「高等華人」的優越感去看待內地的同胞，對中國事事看不順眼，正中西方勢力的下懷。那些打著民主旗號並自認對西方文化了解的人，固然有一部分是知少少扮代表，但當中是否亦有人別有用心，故意選擇偏頗的評論？
最近一項就青少年的調查顯示，香港年青人仍存「恐中」心態。部分港人對中國的抗拒心態源於歷史及傳媒的影響。經過港英政府一百五十多年的統治，香港在制度、經濟及社會建設等方面的確較內地先進，於是香港人逐漸產生一種優越感，並形成一種先天性的崇洋思想。這種思想在西方勢力的直接或間接慫恿下得以維持。
某些只知西方文化的香港傳媒、專欄作者及其他人士成為西方勢力的擁護者，抱著自己是「高等華人」的優越感去看待內地的同胞，對中國事事看不順眼，則正中西方勢力的下懷。這些傳媒為了滿足高等華人的心態，經常大肆渲染中國內地的負面消息，至於內地的正面消息則輕輕帶過。相反，西方社會的陰暗面卻很少提及，甚至隻字不提。由於一般社會大眾深受傳媒的立場及思維影響，對內地的偏見自然被傳媒的報道潛移默化。
「恐中」心態源於歷史及傳媒影響
香港傳媒對回歸後的特區政府施政事事吹毛求疵，又經常與港英政府管治的光輝歲月作對比，卻隻字不提港英時期的陰暗面。例如某些「民主」人士指控特區政府官商勾結，然而卻未曾聽見他們批評港英政府官商勾結，究竟是他們弄不清事實，還是罔顧真相？專利公司巴士的進口是港英政府官商勾結的典型例子。港英時期規定所有香港巴士必須由英國進口，難道這合乎自由貿易、公平競爭的原則？
此外，在港英殖民時代，滙豐、怡和及太古等英資集團是行政會議的必然成員，可參與制訂政策。其中怡和曾在香港呼風喚雨，對香港的政治、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問中國時，鄧小平明確表明97年收回香港，此事並未對外公開，怕引起社會不安。其後英政府向中國提出以25年的治權換主權，英資集團如怡和亦有參與游說工作。怡和認為中國改革開放要借用外資，奢望談判成功，於是在香港購置很多資產。當時怡和控制了港燈和香港電訊，亦以天價投得現時交易廣場的所在地。豈料怡和估計錯誤，鄧小平堅決拒絕有關提議，在1982年明確提出收回香港主權。港英渲染所謂「九七」大限，導致香港人心惶惶，樓價大跌，怡和被迫分別出售港燈和香港電訊。另外，以高價投得交易廣場土地的置地也差一點破產。這些都是為人熟識的香港歷史，也是港英政府官商勾結典型的例子，現時香港「民主派」人士應略知一二吧？
事實上，西方國家的制度亦存在很多不足和陰暗面。例如美國某些金融機構斂財伎倆高明，設計各種複雜的金融產品吸引投資者。他們明知產品潛在危機，但「爆煲」時他們卻能全身而退，只有投資者身受其害。比如在港引起軒然大波的雷曼迷你債券事件，令很多投資者失去畢生積蓄。事件的罪魁禍首明顯是美國，苦主卻索償無門。美國的金融監管制度存漏洞，監管機構失職，才會讓金融機構利用各種手段斂財。馬多夫騙局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騙局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監管下長期運作而未被察覺，令投資者損失500億元以上，多間大型金融機構蒙受重大損失，有些甚至出現倒閉危機。聯邦政府被迫出手打救，推出量化寬鬆等措施，納稅人也間接地被敲詐了一筆。美國的報章雜誌如《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經常揭露這些西方制度上的陰暗面，反觀香港傳媒卻甚少提及。這是否反映某些香港人的崇洋心態？
部分人故意選擇偏頗評論打擊政府
筆者相信，那些博覽群書、視野廣寬、經常出外旅遊訪問、或在外國生活過一段相當時間、對西方文化有全面了解的人，定能看出每個國家、民族或文化皆有其長處和缺點。而那些只看到中華民族的缺點，看不出西方文化缺點的香港傳媒人或文化評論者，只能說是略懂西方文化的皮毛。
某被稱為所謂「才子」的人，每晚在香港公營電台的黃金時段詆毀中國文化，大讚英國文化，香港政府每年撥款5億元給香港電台難道就是為了讓「才子」大放厥辭，冷嘲熱諷？當中用意何在？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泰晤士報》、《時代週刊》、《新聞週刊》、及香港人士經常引用的《經濟學人》等國際報刊雜誌，不像香港某些傳媒人立場偏頗，他們會以較客觀角度看世界，並揭露西方社會的內幕醜聞。精通英語、長期閱讀這些國際傳媒的人士，看待中國的觀點與角度必有別於香港某些看事偏頗的傳媒人。而那些打著民主旗號並自認對西方文化了解的人，固然有一部分是知少少扮代表，但當中是否亦有人別有用心，故意選擇偏頗的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