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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夏
在跟人類親密接觸的寄生蟲中，沒有哪一種能像虱子那樣，得到那麼多的「恩寵」。皇室宮殿，青樓別館，牠可以自由出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牠都有肌膚之親。也正因有此「殊榮」，牠也常出現在文人筆下，典章之中，並演繹出不少令人解頤噴飯的趣聞軼事。
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都以生虱子為榮。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在《結婚與道德》一文中曾談到，中古時的歐洲人，衛生狀況很差。當時骯髒不潔會受到讚美，佔統治地位的教會認為「凡使肉體清潔可愛者皆有發生罪惡之傾向。」因此，跟骯髒不潔相伴而生的「虱子被稱為神的明珠，爬滿這些東西是一個聖人的必不可少的記號。」於是，人身上生了虱子彷彿是獲得了榮譽勳章，成了一件十分光彩的事。誠如《我們是文明麼》一書中所寫，「十八世紀的太太們的頭上成群的養著虱子。」即使那些衣著華貴、十分講究的貴婦人，青絲上也「明珠」串串，重重撲粉、厚厚襯墊的高髻上也爬滿了虱子……
在古埃及，虱子也曾被視為「神的手段」。《聖經》上說：埃及的術士曾試圖用幻像來複製摩西的神跡，最初幾次都成功了。但當神使地上的塵土變成虱子時，術士的法術卻失敗了。他驚呼道：「這是神的手段！」
虱子在我國的「榮耀」，也絕不輸於歐洲。儘管國人沒有將不潔看得那般神聖，但名人的骯髒邋遢、不修邊幅一向是被當成美德歌頌的，因此他們身上的虱子身價也不同凡響。清人褚人獲編的《堅瓠集》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天，王安石與王禹玉一同上朝，有隻虱子悄悄地從王安石的衣領裡爬出來，一路蜿蜒地爬到他的鬍鬚上。宋神宗看到了，莞爾一笑，把王安石笑得一頭霧水。下朝時，王安石便問同僚王禹玉，皇上為何而笑？王禹玉指著他鬚上的虱子以實相告。王安石急忙讓從者將虱子消滅，王禹玉卻制止說：「此虱屢在宰相的鬚間漫遊，又經過皇上檢閱。如此『高貴的身份』，怎麼能殺？只能將牠放生。」此語一出，引得眾人大笑，虱子也得以「功成身退」。
虱子不但能在帝王眼皮子底下「出將入相」地表演，還能在「青樓戲」裡充當重要角色。《堅瓠集》中還有一個故事：一清客與妓女相對而坐，清客不時地摸出身上的虱子扔進口中，如嚼炒豆般喀崩脆響，妓女見了抿嘴哂笑。不一會，妓女也從身上摸出一個虱子。只見她從容不迫地將虱子投進熏香爐裡，「啪」的一聲，虱子爆了。清客一見忙說：「熟了！」妓女笑著說：「怎麼樣？這樣比生吃好吧？」一場精彩的表演，虱子雖「壯烈」了，其風流韻致卻傳之後世。
在革命戰爭年代，虱子也照樣能走紅。據說那時虱子曾被稱作「革命蟲」，革命隊伍中很少有人沒招過虱子。在《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中，美國友人李敦白曾寫到這樣一件事：1946年，在延安的一次舞會上，朱德曾風趣地問他：「你身上長虱子沒有？要是沒長虱子，你就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同志。」朱老總這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確實，在那極為艱苦的環境中，許多人都把身上長虱子當成革命的標誌，並以此為榮。
一隻醜陋不堪的小蟲，竟能如此得寵，而且還被人稱作「有恆德」（唐．陸龜蒙《後虱賦》：「衣緇守白，發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恆德。」）這讓多數人都難以接受。元末有個叫楊維楨的人，就曾經對虱子大加撻伐。有一次，他在杭州的一家客店裡過夜，被壁虱狠狠地咬了一通，氣得他寫了篇《罵虱賦》，大罵虱子說：「老天為何生出你們這些孽種！你們的毒嘴吸足了膏血，養得又肥又臭，專在世上害人。我要去告發你們，將你們統統消滅！」哪知虱子聽了並不害怕，反唇相譏說：「我們不過是些小毒小臭，雖吸點人血，但出沒適節，死生有時。哪像你們人世中的大毒大臭，違法亂紀，傷風敗俗，坑害國家，殘害百姓。像豺狼一般兇狠，梟獍（註：梟為惡鳥，生而食母；獍為惡獸，生而食父。比喻忘恩負義之徒或狠毒的人）一樣殘暴。他們惡貫滿盈卻受不到懲處，而那些忠義之士反倒常受迫害，良善之人不得善報。這種黑白顛倒使得大毒大臭們更加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你為何不去罵他們，只拿我們這些卑瑣的小蟲子出氣呢？」一席話，說得這位楊先生「增憤加怖，涕泗不支」，無言以對。
虱子的這番抗辯，義正詞嚴，入木三分，矛頭直指貪官污吏和封建專制社會的弊端，不由得讓人擊節叫好！這比起那些只會嗡嗡營營地為統治階級唱讚歌的御用文人來，實在高明得多。這樣看來，古人寵愛虱子，也並非全無道理；而我們對待虱子，也不必完全否定。因為，牠畢竟還能講幾句公道的「人話」。在謊言充斥的社會裡，僅此一點，也很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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