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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東 全國政協委員
第三件大事，是特區政府應充分重視溫總理講話，與時俱進改進管理思維，特別要重視制定長遠科學發展規劃，從根本上改善香港的經濟結構及財富分布，以逐步化解一系列社會經濟民生的深層次矛盾。
傾力制定長遠科學發展規劃
香港之所以經濟遲遲無法成功轉型，在「亞洲四小龍」中競爭力落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忽視政府引導經濟和制定長遠規劃的重要性。相比起來，韓國有國家均衡發展規劃，新加坡有十年發展規劃，台灣有「黃金十年」規劃。最近為對接大陸「十二五」規劃，台灣經濟主管部門還首度成立「兩岸產業佈局策略小組」，全力爭取大陸「十二五」商機。香港雖說已公開宣布不再堅守「積極不干預」政策，但過分依賴市場調節的慣性思維和做法，令政府在制定長遠科學發展規劃方面，依然無大作為。最近財政預算案引起的連串風波，以及更早前的申辦亞運會失敗，都說明特區政府施政缺乏政治警覺，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管治模式，更已遠遠落後於社會現實，必須痛下決心改變。
虛心借鏡新加坡管治的成功經驗
事實上，無論是香港的經濟發展，還是深層次矛盾的解決和民生改善，都建基於特區政府能否真正審時度勢，制定出切實可行的長遠科學的發展規劃，唯此才能綱舉目張，帶領香港應對日益嚴峻的政治以及經濟挑戰。
在這方面，新加坡的確值得香港借鏡。美國傳統基金今年再次將香港評為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區，以89.7分高踞榜首，但相對於第二名新加坡的87.2分，領先優勢已微不足道。尤其是，雖說香港和新加坡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以及政府角色迥然不同，香港政府往往任由商界「自由發揮」，新加坡政府則對許多領域均有強勢而直接的介入，但經濟自由度得分如此接近，說明西方主流經濟學派並非認為自由市場與積極的政府角色完全對立。只要以尊重市場機制的原則為前提兼且干預適度，政府仍然可以大有作為。
事實上，金融海嘯以及日本大地震之後，全球已沒有一個國家不加緊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和干預，以引領自己的人民對抗危機。而新加坡在保持高度營商自由、貿易自由、知識產權保護以及低稅率的同時，多年來一直主動並強力地釐定和規劃經濟和社會發展方向，透過政策引導和促進社會資源投向相關領域。政府的「有形之手」雖然可說無處不在，但並非粗暴地干涉或者企圖取代市場運作。新加坡政府的支出佔GDP比重，2009年僅為17%，還低於香港的18.6%。
回首過去10年，星港兩地的經濟實績其實已經高下互見：在1997至2009年期間，新加坡的平均實質經濟增長率達4.9%，香港則為3.3%；新加坡的人均GDP更自2004年起超越香港。在產業結構方面，新加坡於1980年代中期進入服務型經濟，但並未像香港那樣出現嚴重的結構失衡。2009年，製造業依然佔新加坡本地生產總值的23.5%，2010年首3季按年增長31.8%，成為經濟增長的首要引擎。更何況，新加坡近10年的平均失業率為2.9%，遠低於香港的5.5%。獅城首腦的房地產政策，包括對大型地產商的政策規管，由政府入股監控並節制大地產商，壓抑且防止出現地產霸權，以及對小型地產商開發專供中下階層的廉價房產提供的政策優惠和補貼，都值得香港特區政府詳加研究借鏡。
平心而論，相較於新加坡，背靠強大祖國的香港在回首過去10載業績之際，理應汗顏。雖說俄羅斯總統和倫敦金融城主管對香港的傳統優勢推崇備至，但香港人也的而且確是時候放下身段，認真審視新加坡能夠持續創造經濟傳奇和贏得各方國際評比機構掌聲的原因。認真研究如何著手強化香港特區政府穩定社會、改善民生、依法執政的義務和權力，以及強化引領經濟的角色。我們應當把握好「十二五」規劃的重大發展契機，發揮香港與內地專家的才智，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主動與國家和廣東省的發展規劃相銜接，為香港作出長遠和通盤的宏觀規劃，並且確立具體的落實方案和強有力的執行機制。 （二之二，續昨日，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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