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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概論》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黎廣基
因為搬家，在收拾東西時，意外地在一個殘舊的紙箱中發現一部小書。由於年代久遠，書頁已經昏黃，簡陋的封面上工整地印著四個紅字——書林新語。是書於一九五四年由香港遠東圖書公司出版，作者是曹聚仁。我隨手翻了一下，赫然看到書的扉頁，密密麻麻地佈滿了藍色的鋼筆字，裡面不乏我當年對它的讚譽之辭。那段文字寫於一九八七年，距今已不覺二十餘年，而我對曹聚仁先生的印象，亦有了不少改變。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縣人，中文系教授。早歲執教於南京暨南大學及上海復旦大學。後流寓香港、澳門等地，任職記者及專欄作家。生平著述豐富，主要是傳記及雜文，學術著作則有《國學概論》（章太炎口述，曹聚仁整理）、《國故學大綱》、《國故零簡》及《國學十二講》（後更名為《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等。曹聚仁的作品，不少曾風行一時，其中名氣最大的，自然要數到他的《國學概論》。他曾自負地說：「錢（穆）先生的《國學概論》並不壞，坊間還有許多同一課題的書；不過，全國大中學採用最多的，還是章太炎師講演，我所筆錄的那部《國學概論》。」事實上，曹氏之言並無誇大之處，他所記錄的《國學概論》，在其生前共發行了三十二版之多。而章氏《國學概論》之所以流行，除了與其內容及名氣有關外，曹聚仁流暢的白話文風亦應記一功。想當年太炎先生在上海、蘇州等地演講，負責筆錄的大不乏人，但都不及曹文之通俗明了。據說，當其演講稿在《覺悟》（上海《民國日報》副刊）上連載後，太炎先生對當時二十來歲的曹聚仁的水平頗為驚訝，到處探問他的學歷。當知道他是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學堂單不庵（名丕）的門生後，便對其弟子錢玄同說：「你叫曹聚仁來拜門，我可以收他做學生。」（語見李偉《曹聚仁傳》）
說實話，個人對於章氏《國學概論》的認識是比較深刻的。十多年前，我負笈南京，拜到徐復（1912-2006），字士復，師從黃侃，後黃氏病逝，改從章太炎問學。著有《訄書詳注》、《章氏〈成均圖〉疏證》、《余杭大師親炙記》等）先生的門下學習小學訓詁，便有意模仿徐師注解《訄書》的做法，對太炎先生的《國學概論》重新注釋一番。誰知道這個想法，一直要到零八年再赴南京，才真正得以實現。回憶那時我在南大文學院的資料室，拿著滿是塵灰，由章門弟子王乘六、諸祖耿記錄、孫世揚校訂的版本，與曹書的有關章節逐一比勘，始發現前者不但內容翔實，引證宏富，而且更能忠實地反映出太炎先生之學術規模及思想原貌；不過，由於全書用文言文書寫，不便初學，未能普及起來，想來也是情理中的事。
對於曹聚仁筆錄的《國學概論》，最令人感到奇怪的，就是缺少了「小學」這一專門部分。太炎先生曾語重深長地說：「今日諸君欲知國學，則不得不先知語言文字。此語言文字之學，古稱小學。」（《論語言文字學》）又說：「蓋小學者，國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豈專引筆畫篆，繳繞文字而已。」（《國故論衡》）我們翻開章先生的代表作《國故論衡》，開卷便是「小學略說」，專論語言音韻，凡十一篇，可見他是以小學作為研究國故的入門基礎的。然而曹氏的記錄本，僅在「治國學之方法」裡附有「通小學」一節，不但篇幅短小，而且內容顯淺，這應該是與當時上海的演講內容有關。反觀太炎先生晚年在蘇州的演講，根據王乘六諸人的記錄，小學部分甚為完整，而且字裡行間時有真知灼見。因此，倘從學術性的角度去衡量，曹聚仁那次的記錄，無疑是有些不足的。
無可否認，作為章門的再傳弟子，我在討論曹聚仁的國學水平時，難免會帶有一些學派上的「偏見」。
回說上文提到的單不庵先生，早年曾予曹聚仁很大的影響。單氏曾出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後來回到杭州，主西湖省立圖書館館政，負責過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搬遷與修復，是一個出色的文獻學及校勘學家。據李偉的《曹聚仁傳》所述，曹聚仁「是單不庵最鍾愛的門徒」，可我們在曹氏的作品裡，卻絕少看到真正屬於考證的文字。我們知道，清儒以考據見長。在《國學十二講》中，有關清代學術的介紹共佔了十九篇，數量可謂不少；然而，除了「東拉西扯」（曹聚仁語）地引述他人的觀點外，我們始終無法看到曹氏在文字、音韻、訓詁諸領域有任何自己的心得。尤其是聯想到他是太炎先生的學生，就更加令人大惑不解了。個人懷疑，曹氏對於文字訓詁，其實不甚了了；原因是在曹先生的心底裡，對小學考據，原不是十分看重的。李偉先生認為曹聚仁對單不庵「終生懷著崇敬的心情」，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考曹氏曾說：「我和單不庵師第二次相處於西湖省立圖書館，這一相處，使我對於他完全失去了信仰。他是那樣的淵博，卻又那樣地沒有一點自己的見解；讀的書很多，從來理不成一個系統。……這可以說是上一代那些讀古書的人的共同悲哀。」（《我的讀書經驗》）這樣的一段話，對於一個師輩來說，不可謂沒有貶抑的成分。
為甚麼會這樣呢？我們知道，經學分為今文及古文兩大派；今文重視微言大義，講托古改制，開清末疑古辨偽之風氣；古文倡言古訓是式，主無徵不信，啟民國實證主義之先聲。而曹聚仁自幼年開始，即頗受康有為、梁啟超今文經學的影響，相信孔子托古改制、劉歆偽造古經的說法，對古書古人，多有懷疑。曹氏自言：「我的姑夫陳洪範，他是以善於幻想善於口辯為人們所愛好，亦以此為人們所嘲笑，……他告訴我們：『堯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來的。』他說得頭頭是道，我們很愛聽。」這童年的印象，後來竟成了他終生篤信新考證學的遠因；而所謂新考證學，其實與清末的今文經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對於這點，他曾經作過如下的分析：「在整理國故方面，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顧頡剛的古史討論，也把從前康有為手中帶浪漫氣氛的今文學，變成切切實實的新考證學。我們那位姓陳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獨有康有為證明於前，顧頡剛又定讞於後了。這樣，我對於素所尊敬的單不庵師也頗有點懷疑起來。」（《我的讀書經驗》）看到這裡，不難理解，曹氏對於走清代樸學路子的單不庵，以及以小學及古文經學見長的章太炎，更多的是人格上的尊崇，而非學術思想上的契合。因此在曹聚仁的作品裡，那些到處可見、真正左右他思想的，倒是梁啟超、顧頡剛、錢玄同、魯迅、吳稚暉他們那些疑古、反古的言論。其實，對於傳統小學及經學水平的不足，曹氏自己倒是直認不諱的。童年的經歷、時代的風氣、性格上的喜新厭舊，加上學識上的限制，令他不自覺地掉進了盲目疑古與反古的泥潭之中。曹氏嘗自稱自己是個「非聖無法，離經背道」的孔門叛徒，終身在反對年青人讀古書，將古書比喻為「花柳病」及「鴉片煙」。然而問題是：當脫掉那些過時和偏頗的疑古、反古言論後，曹聚仁的國學著作，還剩下多少自己的東西呢？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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