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蔣經國贛南文存》。網上圖片
賀越明
對於蔣經國先生的政治生命，與他稔知的老作家曹聚仁稱其中的贛南時期為「前半夜」，以1944年初他赴重慶中央幹部學校出任教育長為分水嶺，並不無感慨地說：「從他在臨川練兵到贛南任專員，那六年間，的確是一個革命的蔣經國。」小蔣其時未屆而立之年，赴任江西省第四區（贛南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充滿朝氣，奮發有為，留下了不少勵精圖治的事蹟，展現了獨當一面的幹才，也為以後邁上更高的台階打下了根基。由江西省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輯的《蔣經國贛南文存》（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2月），匯輯的正是他在那一時期的專論、時評、演講、訪談、工作報告乃至訓令等，若與前些年出版的《蔣經國日記》、《蔣經國回憶錄》（其實也是日記體）的有關記載相互參讀，當可察知蔣氏的思想底色、施政理念以及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的立場和舉措，是了解和研究其事功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
「贛南文存」按年編次，共收文一百零三篇，其中有1943年的兩篇悼亡文，分別是寫周崇文的《用血汗灌溉了快樂之花》、寫陳明光的《生．死．再生！》，通篇情真意切。周、陳生前的職級較低，前者是幹事，後者任保長，說明蔣當年非常體恤下屬，毫無「太子」習氣。但讀到這兩篇文字時，我發現另有兩篇悼亡之作卻刊落了，而它們在蔣的著述中似更重要亦更有影響。
一篇是悼念南康縣縣長王后安的長文，發表於1942年桂林《大公報》，題為《一個縣長的死》。據曾任該報總編輯的徐鑄成先生回憶經過情形：一日下午，他接到一個電話，是素昧平生的蔣經國打來的，說路經桂林要去拜訪他，徐以報社所在地路況不佳，約定去蔣之下榻處見面。雙方寒暄後，蔣取出一份手稿，說是紀念一位亡友的，問能否在《大公報》刊登。徐粗略看過，感覺文詞清新、情意真摯，當即允諾及早刊出。他在《徐鑄成回憶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1月）中寫及此事時表示，蔣的文章不在贛州《正氣日報》刊登，而交《大公報》發表，是因為後者影響更大。也許因為年代久遠而當事人記憶力衰退，回憶錄有關記述涉及的人名、任職地名及發表日期均有訛誤。經我多年前翻查舊報，確定該文是在3月17、18和19日《大公報》連載了三天。
江西當地的文史資料另有一種記載，稱蔣親自主持王后安追悼會，並撰寫《贛江的水依舊在流》一文表示痛悼。奇怪的是，那一篇的題目沒有多少感情色彩，而這一篇卻帶有深沉的詩意。究竟是一文兩題還是完全不同的兩篇文章呢？恐怕還需通過對原文比照才能得出結論。
另一篇是悼念上猶縣縣長王繼春的，蘊藉的哀痛顯然更深。王任縣長三年多，大力推行蔣經國提出的「新贛南運動」，提倡教育興國，興辦上猶中學，創刊《上猶日報》，剷除「煙、賭、娼、匪」四害，為人清正廉潔，享有很高的民望。1942年底，他積勞成疾，住進省立醫院，但因一貧如洗，只能變賣家當治病。上猶縣政府曾匯去500元治療費，他得知後即令勤務員匯回，而院方竟嫌他小氣，不肯提供好藥，終在1943年3月7日病逝。在追悼會上，蔣聲淚俱下，宣讀了題為《哭王繼春之死》的悼詞。他說：「去年南康縣長王后安逝世，等於斷了我的一隻左手，今年上猶縣長王繼春病故，等於斷了我的一隻右手。」他指出王繼春不是因肺結核死的，而是被腐敗的社會吞噬的。他痛斥道：「這個醫院是腐敗的，是今天一個腐敗社會的縮影；自己只管自己，不管人家的死活……人與人之間沒有感情，把人當作貨物，這到底是甚麼世界？這到底是甚麼天下？」他好似面對死者哭訴：「你所留下來的東西，只有兩件破的襯衫褲，一雙破的膠皮鞋子，兩雙破的襪子，和幾本書，你所最愛的兩雙黃雀子也先後死了，但是你留了很大的產業─—革命的精神。你臨死的時候說：『王繼春可以死，上猶不應當死！』繼春！你並沒有死，你天天會和我們活在一起的！你可以相信新的上猶，新的贛南是永遠不會滅亡的。」他最後疾呼：「讓我們來接受你所遺留下來的革命銳劍，讓我們拿起這把銳劍，去衝殺國家的公敵，去掃除革命的障礙，去開闢自由的血路，來創造人類的幸福！」
據曹聚仁先生在《蔣經國論》（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憶述：「我曾讀過一篇蔣氏哭王縣長繼春的文字（原題為《讓我們來接受你的革命利劍》，曾載東南各報），一字一淚，含蘊著超過倫理關係的愛。有如慈父哭子，愛侶悼亡，契友折翼那麼深摯，出之於肺腑的哀號！友人V兄，他和王縣長有點私誼，那時候也在泰和。蔣氏痛哭王縣長那一刻，他也在場。他說：『蔣氏嘶聲啜泣，淚盡繼之以血，骨肉之間，也不過如此！』」曹還引用一位當地友人的話：「士為知己者死，替蔣經國做事，死了也算有點意義，王繼春可以瞑目了！」可見，哭悼王繼春的文章，也存在一文兩題還是兩文兩題的疑問，值得查證核正。文中提及「東南各報」，應指當時的《正氣日報》、《前線日報》和《東南日報》等，而據前述徐鑄成的回憶錄，該文也經他之手在桂林《大公報》刊出，顯然其影響超出了東南各地。
蔣經國的祭文，誠如曹聚仁所言，是「聲情並茂，如泣如訴」。不僅在一個多甲子前，即使今時今日讀過之後，也很難不令人動容！政協上猶縣委員會今年2月專門編印了《王繼春在上猶》一書，以資紀念。像這樣廉潔奉公、鞠躬盡瘁的公僕，在任何朝代任何國度都堪為各級官員的表率。這兩篇悼亡之作，既表達了蔣對兩位優秀部屬的痛惜和懷念之情，也反映了他對下屬在道德品格上的期許和表彰，還流露出對社會環境及腐敗風氣的不滿和憤恨，對了解蔣氏的贛南史跡尤其是與團隊成員的同志情誼至關重要，然而竟未能收入「贛南文存」這一文獻，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文存」固然不是「全集」，可以不必求全，但既然收入了有關周、陳的悼亡文，卻又遺漏了紀念二王的名文，則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且令人不解的。
還有讓人不解的是，「贛南文存」作為一部歷史性文獻，參與編選者不少，但沒有給各篇加上必要的題註，也沒有註明文章發表、演講舉行的日期、刊物或場合等，這就索解為難，給讀者留下了太多的不便。例如，1942年內有一篇《論輿論界的職責——勉本報同人》，既像是在報社的演講，又像是報紙的社評，通篇的「本報」是指哪份報紙呢？讀者自然無從知曉。很可能是指贛南地區的機關報《正氣日報》，但這只是我的推測，不敢遽下斷語。這部「文存」似此缺乏應有的註釋，其文獻價值便打了不小的折扣。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