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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北宋的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屬福建）人。宦海浮沉多年，最後死在貶所。
《宋史》將章惇收入「奸臣傳」中，稱：「惇豪俊，博學善文。進士登名，恥出侄衡下，委敕而出。再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這指兩件後人常提起的趣事。
其一，嘉祐二年（1057），章惇同侄子章衡一起考取進士，但他的侄子考中首名，而章惇名在其下，所以當年不受敕，後來又考，終於考取進士甲科。其二，章、蘇年輕時同去旅遊。《高齋漫錄》云，章惇與蘇軾同遊仙遊潭，深澗之上只有一條橫木為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蘇軾不敢過，章惇卻平步而過，盪起一根藤索，從容在石壁上寫下：「章惇蘇軾來遊」。蘇軾拍著章惇的肩膀說：「子厚必能殺人！」言：「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從這些趣事來看，章惇的確有膽有識。
以科舉進身的章惇，歷任商洛縣令、雄武軍（秦州）節度推官等地方官。後來，章惇受到歐陽修的賞識，推薦召試館職。這次考試雖然合格了，但未能出任館職，改任武進知縣。
倘若止於此，章惇也就沒什麼好說的了。自古及今，大小官員多如牛毛，隨著時光的流動，很快就會淡出人們的腦海。偏偏章惇趕上了提倡變法的年代，又受到王安石的重用，並且因為戡亂有功，得到宋神宗賞識。從此，這位有膽有識的人，便在宦海多次浮沉，齧人也被人齧，刻畫出供人深思的軌跡。
章惇的仕途，與改革相關，更與黨爭相伴。宋代在熙寧變法前，行政、軍政、財政執掌於中書、樞密院、三司三個機關，缺乏通盤考慮，兵、財、民三權脫節。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主張變法改革的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副相），設制置三司條例司，由中書和樞密院長官兼領，掌管新法的制訂和頒佈。章惇任編修三司條例官，成為改革派的重要成員。
王安石實行新法，引起了當時士大夫的紛爭，於是也就有持支持態度和持反對態度的兩黨。以王安石為魁首的變法圖強一派為新黨，反對變法革新的一派為舊黨，司馬光是代表。熙寧七年四月，舊黨借旱災肆虐勸諫神宗放棄變法主張，宋神宗第一次解除王安石宰相職務。熙寧八年二月，神宗皇帝又重新啟用王安石。復相之後的王安石，所面對的政治局面更加複雜，舉步維艱，終於在熙寧九年春向神宗再次提出辭職。罷相後，王安石寄居江寧，直到死去。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屬人之常情，倘只施與日常小事，沒有指責的必要；若對國計民生的大事也感情用事，互相傾軋，必定延誤時機。北宋頑固的黨爭，並未因王安石的罷相而結束，作為新黨一員的章惇，仍然要承受跌宕起伏的日日夜夜。
章惇在熙寧二年二月進入三司後，又擔任過許多職務，在神宗去世之前，仕途基本是坦蕩的。元豐二年蘇軾發生「烏台詩案」的時候，宰相王珪以蘇詩中有「世間惟有蟄龍知」，欲加重罪。時任翰林學士的章惇，曾加以援手，認為「龍者，非獨人君，人臣具可以言龍也」。這極難得。人間多的是錦上添花，很少有雪中送炭；慣見的是落井下石，難見從井救人。節骨眼上的一句話，可以殺人，也可以使人活。神宗同意章惇的看法，認為不足以此加重蘇軾之罪，「遂薄其罪，以黃州（今屬湖北）團練副使安置」。
元豐八年二月，宋神宗病危。已任參知政事的章惇與宰相王珪等人一起決議立神宗長子、年幼的趙煦為皇太子，由章惇寫在紙上，王珪拿給已不能說話的宋神宗看，神宗點頭同意；又請神宗母、皇太后垂簾聽政，神宗也點頭同意了。這個大事，章惇他們事前沒有和皇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商議，日後為章惇埋下了禍根。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死去，年幼的哲宗即位，神宗母親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任命司馬光為宰相。司馬光即同文彥博、呂公著一起建立了舊黨的統治體系，政府的重要機構很快被舊黨所掌握。佔據優勢的舊黨，全力打擊新黨，他們認為王安石不遵守禮制，專用個人私見，應該立即廢除一切變法內容；認為新黨以非為是，興害除利，害民誤國，又攻擊章惇「語涉輕侮」太后，「用心不忠」，是一個奸臣。
舊黨執政後，新法大多被廢除了。新黨的重要成員，如呂惠卿、章惇、蔡確等，都遭到排擠和打擊。元祐元年閏二月，章惇罷政閒居。元祐四年，舊黨將蔡確《遊車蓋亭詩》加以引申，指斥為誣衊高太后，將蔡確發配至新州而亡。之後，舊黨把較為出名的新黨成員大約八九十人的名字分別歸附於王安石、呂惠卿、蔡確名下，稱為「親黨」，張榜於朝堂之上，使他們永世不得為官。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改年號為紹聖。政局開始朝著新黨有利的方向變化。紹聖元年，哲宗啟用章惇為左相，此後，章惇一直擔任相職，直至哲宗去世。這其間新法不僅復行，而且對元祐法令有所採納。哲宗曾問：「元祐亦有可取乎？」章惇答曰：「取其善者」。哲宗死，徽宗即位。章惇遭到罷斥，新政第二次被廢除。罷相後，章惇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即被貶為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後來再貶往嶺南為雷州司戶參軍。崇寧元年（1102年），又改為舒州團練副使、睦州居住；兩年後，又移來移去，先到越州，後又湖州。崇寧四年去世，享年71歲。
黨爭，歷朝歷代都存在，不單單一個宋朝如此，但宋朝應該算比較厲害的。圍繞變法與否，王安石、司馬光新舊兩黨鬥爭延續了幾十年，影響極為深遠。今日我們回望此處，除了需要實事求是剖析兩派各自的見解，還要看到黨爭對理性的遮蔽，對人性的扼殺，對歷史腳步的羈纏。以章惇為例，他本是一個有才幹有魄力的人，但因先被王安石重用，便捲進黨爭不可自拔。初時，新黨打擊舊黨尚有堅持改革的宋神宗掌握大局，還不至於太出格；但後來的黨爭，基本是由最高統治者主持的，舊黨無情打擊新黨，也是因為有巨大的後台。熙寧變法斷斷續續，歷時十幾年，與高層變動大有關係。
新黨、舊黨之爭此起彼伏，對國家，對個人都是一種損害。以章惇、蘇軾的關係來說吧，他們本是朋友，但章惇屬於王安石變法派的骨幹，蘇軾則被歸為元祐黨人，兩個人便決裂了。新黨舊黨彼此借鑒整人的招數，不失時機進行報復。比如，元祐中舊黨羅織成「車蓋亭詩案」，新黨則也相應地製造了「同文館之獄」；元祐舊黨將新黨八九十人的名字「榜之朝堂」，謂之「親黨」；紹聖初，新黨亦籍定元祐黨數十人，蔡京為相時更有「元祐奸黨碑」。
宋代的治國理念，與前後朝代相比雖有好多不同之處，但並未突破興亡的窠臼。以黨爭來看，那種怪圈周而復始，沒有尋求到一種使人正常表達思想的途徑。從個人的人格來看，不論新黨還是舊黨，好多人是值得尊敬的，然而這不是個人德行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制度、體制問題。參與黨爭的人，擺出公允的架勢，以道德為棍棒，醜化他人美化自己，無疑把道德看成了關鍵。
章惇，不過是黨爭的犧牲品，哪裡談得上「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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